...化,全社会风险意识将经历重建的过程.立体博弈阶段,A 股市场定...
杨靖
摘 要：“他者”是女性文学中一个醒目的字眼，女性对“他者”身份的认识象征着女性对自我价值的重新认识。本文就《倾城之恋》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两位主要女性人物：白流苏和萨宾娜，来分析她们对自我与“他者”的认识，从局部来观看女性世界观的变化。
关键词：《倾城之恋》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他者 女性世界观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里的性别让人感兴趣，作者的性别则不一定让人感兴趣。一切伟大的小说，一切真正的小说都是双性的，也就是说它们既表达女性的世界观，也表达男性的世界观。的确，他在自己著名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就着力塑造了风格独特的女性形象：萨宾娜，她的行为和心理表达了女性的世界观。可以说，在昆德拉笔下的众多男女主人公中，萨宾娜是最有才华的一个，同时也最冷漠、残酷的。她往往也是众多读者喜欢、推崇的一个角色。
不同于昆德拉，张爱玲是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是以表现中国新旧交替时代女性的生存状况而出名。两位作家虽然性别不同并且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但是他们的作品中都有女性世界观的表现，并且他们都能在一个读者看不见的角落，让自己塑造的女性人物自己说话、自己行动。张爱玲以荒凉为背景，演绎了一段乱世姻缘，这就是她的小说《倾城之恋》。白流苏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张爱玲对女性意识中传统意识的心理展露和对女性意识进化的思考在白流苏身上得到落实和体现。
同样是游走于爱情和婚姻中的女人，白流苏和萨宾娜对爱情与婚姻的境遇所采取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表现了女性对于爱情与婚姻追求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尽管二者对于爱情与婚姻采用了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却同样展示了对生活的挣扎与反抗，并体现了女性世界观的演变历程。她们于女性的“他者”身份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也在各自迥然不同的追求中得到了各不相同的归属与爱。
一、白流苏“他者”身份的困顿隐忍
黑格尔最早指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能获得它的满足”，他深刻地意识到离开了“他者”对主体的承认，主体本身根本无法成立。由此，以黑格尔的主客体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女人——也就是依据男性主体的观点来定义的人。这样在主体的、绝对的男性世界里，女性不但丧失了作为完全人类成员的资格，而且只要女性是“他者”，她就不可能把自己作为主体而依赖自我意识来形成自己的身份。西蒙·德·波伏娃通过对女性命运和境况的历史考察，进一步澄明了女性具有内在性、被动性和相异性的“他者”实体化特征。女性作为“他者”与男性作为主体的二元对立，即意味着男性价值是一个超验的能指，女性则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用以证明男性价值的空洞的所知而已。一般认为“他者”就是区别于自我的存在，“他者”犹如一面镜子，可以反观自我。每个人都生活在“他者”与自我融合的世界，认识自我离不开认识“他者”。
白流苏是一个典型的“他者”。虽然她有反抗，但是她的价值观中一直承认自己作为“他者”的附属性存在。时代唤醒了她一点点自主意识，使她认为自己已经不同于家庭中受封建父权压制下的女性，她没有遵从家教的训导，她看透了亲情掩盖下的虚伪，在传统封建思想的夹缝里挣扎与抗争。当家人要她为死去的前夫奔丧时，她淡淡地说道：“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白流苏死活不肯答应去奔丧，可见她是一个在黑暗社会的挣扎者。她所具备的现代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使她坚决不会去做一个顺从三纲五常下的牺牲品。作为初步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知识女性，白流苏根本不是什么甘于命运的弱女子。范柳原使她对未来有了新的希望，但同时又使她陷入得不到的惶惑与失去的惶惑中。“倾城之恋”只不过是她精心策划并顺利实施的一次“爱情围猎”。白流苏一开始就抱着“找个好男人”这样最世俗最真实的想法，因为二十八岁的她已经经不起岁月的流逝，只能以残剩的青春做命运的赌注。范柳原也只不过是纨绔子弟，玩玩罢了；自身的坎坷和富有使得他玩世不恭，他需要娼妓、情妇却不需要妻子，因为结婚需要虔诚，他的自私是因空虚和软弱。范柳原虽然怯弱却支配着白流苏的命运，在他不准备结婚又接近白流苏的时候，想到的只是自己的需要，根本没有关心白流苏的艰难处境。他对白流苏与其说是有爱意，不如说是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白流苏知道范柳原不想给予她婚姻的保障，对她也不是真心，但还是把他征服了。当她的目的达到之后，她“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白流苏的隐忍让她永远以柔弱的一面示人，将强悍深藏在内心，才得以在这场爱情战争中获利。连范柳原都不得不称赞她：“你的特长是低头”“无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没有自主生存能力的白流苏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和心计、强烈的自制力，借助范柳原改变自己的命运，赢得了生活的主动权。我们权且不讨论她是否真正改变了“他者”身份，或仍是不能自立，但是她起码有了摆脱困境的愿望和行动，争取到了身份和经济上的安全，没有被沦为男性的奴仆。与范柳原的婚姻，成为她重建“他者”意识的开始。
二、萨宾娜“他者”意识的彻底反叛
在托马斯众多情人中萨宾娜是最特殊的一个。她个性反叛，追求女性个体体验，追求一种生命不受压制的“轻”。萨宾娜的第一次背叛行动，是她以婚姻为武器背叛了她的“两个”父亲。第一个父亲是她的亲生父亲，一个忠诚的清教徒，憎恨立体派的画，紧张地禁止她在十四岁和同学恋爱。第二个父亲是“社会”，当时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但却没有选择艺术流派的自由，她的艺术灵感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独尊的时代”所禁锢，只能按社会的要求成批制作共产主义政治家们的肖像，这位父亲同样严格地限制她，同样禁止她的爱以及她的“毕加索”。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压迫使人窒息，也使萨宾娜对未知状态的诱惑充满了渴望。尽管“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象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背叛是什么呢？背叛意味着打破秩序和进人未知”。婚姻是萨宾娜那时能够握住的唯一武器，于是以婚姻为起点，“生活向她展开了背叛的漫漫长途”。在自我价值的驱使下，萨宾娜高高举起背叛的旗帜。背叛，打破秩序并进入未知的神秘，不断刺激着她对生活的逃离。每一次背叛对她而言，既是罪恶也是胜利。
萨宾娜爱托马斯是因为他毫无媚俗。他们之间有爱的因素，但他们之间更多的是普通朋友加性爱伴侣的关系。她同意托马斯与女人交往的所谓“三三原则”，她不想完全拥有托马斯。萨宾娜则一直想骑在生活的背脊上。她美丽、聪明、有绘画才能，这使她有独立不羁的资本。她的处世之道是享受生命，因此她从来都不愿意被人和事困囿住，她追求完全的自由。她历来是自主的个体，不需要通过刻意的努力来改变什么。对于男性她的肉体和精神都是独立的，男性不能完全进入她的生活，所以男权根本不能给她的生活带来困扰。她要求绝对的自由也就是要完全逃离男女之间的彼此束缚，以及由此而扩展的一切社会责任。因此她从来就不害怕“他者”身份的威胁。当托马斯以自我占支配地位对她提出要求时，她却把这看成是游戏，因为他们之间只讲规则，没有责任。她超脱了男女在平等相爱基础上的对彼此的责任感，而以绝对自由的姿态存在。萨宾娜坚持“生活在真实之中”，因为“有一个公众，脑子里留有一个公众，就意味着生活在谎言之中”。为了爱情、艺术和个性不被消融，为了挣脱虚假的谎言世界，她从家乡到布拉格，从布拉格到日内瓦，从日内瓦到法国，最后到了美国。漫长的漂泊，心甘情愿地自我放逐，无尽的背叛，成为她永恒的生存状态。她的一生成为无休止的背叛的一生，结果却是离她的中心越来越远，离一度约束她的人间关系越来越远，更深地陷入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凄凉的孤独之中。可是，现实生活真能有这样解构一切而不建构的人吗？怀疑、背叛使萨宾娜从一种压迫的“重”进入空虚的“轻”，旋即又成为不可承受的“重”。她处在唯死无解的两难之中，因为她无法逃离媚俗。昆德拉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超人，强大到足以完全逃避媚俗。无论我们如何鄙视它，媚俗都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媚俗代表丑恶，萨宾娜追求的是媚俗表象下的无规则的美，她要躲避媚俗的现实，因此她的价值观超越于一般世俗男女。
三、“他者”意识的归属与重建
尽管两位女性的追求与结局迥然不同，但是她们内心深处都有爱和归属的需要。正如马斯洛所说，“假如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很好地得到了满足，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产生”，个人“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集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他甚至可以忘掉，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不现实、不必需不重要了。此时，他强烈地感到孤独，感到在遭受抛弃、遭受拒绝、举目无亲、浪迹人间的痛苦”。
白流苏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女子，虽然她有叛逆精神，但那只是时代“传染”给她的一点点新思想，她终身追求的仍不过是贤妻良母类型的家庭“服务员”角色。她想自立，但是忧虑“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她也想获得爱情，但为了保重自己的身份使她与范柳原交往时处处留心，从不放开自己的感情。她本能地维护自己的尊严，逃离对她冷嘲热讽的娘家，但她不敢彻底地背叛，反而死守着自己的淑女身份。那个时代也容不下她彻底的背叛，所以她最难以摆脱“他者”身份。但是在生理和安全需要满足后，她还是有点怅惘。没有自主权，得不到丈夫的爱，自我等同于丈夫的奴仆，这样的归属对于已经开始意识到女性自尊的女子，多少说明白流苏的女性自我意识已经慢慢苏醒。在《倾城之恋》的结尾，张爱玲写道：香港陷落了，城墙倒塌了，战争却成全了流苏，柳原回到了她的身边。在倾倒的城墙下，他们终于结婚了。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白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能使她感化成革命女性，香港之战的炮火却影响了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人生。“死生契约，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为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的坚定。这不是壮烈，不是悲壮，而是苍凉——是生命的一种启示。钱财、地产、天长地久，一切都似乎是不可靠的，可靠的只有平凡的生存。张爱玲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的悲观和绝望也被铸在了那荒凉的城墙下、倒塌的文明里，浸透在那个毁灭的时代，这是对“世纪末华丽”的深刻洞悉。时代已在破坏之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弃绝天长地久的寄托，但求现世的安稳。可生逢乱世，何敢轻言安稳？这种冥冥的女性危机感直贯穿到《倾城之恋》的结尾。
萨宾娜是一个最彻底的反叛者。她“执着追求的是被破坏了的美、死亡和永恒，一个随时光流逝的旧世界，一个超越于现实生活的抽象世界。在20世纪的人类生存空间中，她使自己成了局外人，一个想挣脱生活重负的人。因为她渴望的是一切形而上的抽象物，她的生命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现实支撑点，她的精神只能走向空虚，她个体生命的终点只能是虚无”。萨宾娜否定一切，她同时也就否定了生命的意义，最后她只能走向虚空，陷入无所归属与死亡的恐惧中。“她害怕自己被关进坟墓，沉入美国的土地。”她是一个漂泊者，找不到自己实实在在的归属与爱。小说的最后，米兰·昆德拉以无比温情的笔触写了卡列宁的微笑，那种舒缓的语调使我们在他一贯冷酷犀利的文字背后感受到生活的诗意。“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一幅图景，像是对文学的回忆：天堂的生活，不像一条指向位置的直线。这是在已知事物当中的循环、运动，它的单调孕育着快乐而不是忧愁。”牧歌，是女性在终有一死的生存境遇之中重新追寻自我形象而奏响的挽歌，这样的情调发出的是生命失语后的余音。昆德拉给予他笔下这些丰富感人的女性人物以一种诗意的栖居状态。透过昆德拉极具张力、优雅、圆舞曲式的语言维度，我们共同体验了那个时代女性世界观的改变。然而摆脱“他者”身份并不等于摆脱一切束缚，自由总是与责任相对存在。昆德拉在小说中对女性存在可能性的探索与思考是通过赋予小说每个人物“绽出”的生命状态，让每个人物不断追寻作为“自我”的存在，完成对女性世界观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传奇[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2] 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M].韩少功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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