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关雎》现代“精神分析”细读

来源:名作欣赏·中旬刊 ·2018年09月24日 11:27

精神分析与佛学的比较研究

张少清

摘 要:《关雎》是《诗经》中最负盛名的诗篇之一,一直以来学界对其也有多重释义,这从侧面反映了优秀诗篇的多义性及其耐人寻味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以性泛论重构了人的行为特征来源,从这一理论视角重新审视《诗经·关雎》篇,一种全新的、本源的意义便得以展现:《关雎》篇仅仅是一个普通平民于性压抑之下的一场白日梦的描绘。

关键词:《关雎》 潜意识 性压抑

文学创造是一种心灵和精神的审美创造,以《诗经》为代表性成就之一的中国古典文学也概莫能外。汉代扬雄曾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王充也曾有过“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的表达,这些都无不说明“文”与“心”、“文”与人的“性情”“胸臆”等在某种意义上的联结关系。“精神分析方法认为,仅从意识层面了解作家、作品和美感经验是不行的,其结论自然也不真实,重要的是没有说出和为什么不说出。这正是表层下隐藏着的真谛。”①由此,本文试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研究视角对《诗经·关雎》篇作以心理学细读。

《关雎》自古以来都被视为是一首君子追求心仪女子的动人爱情诗篇,其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是脍炙人口,千古流芳。孔子曾在《论语》里给予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极高评价。然而,一旦我们将这首诗放在心理学的框架之内作以解读,其意味则迥然不同。弗洛伊德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对人潜意识的发现,这也是其精神分析理论最为突出和最被认可的理论成果。他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处在最高层次的意识和处在中间层次的潜意识,以及处在最低层次的无意识三个层次构成。精神分析文艺学批评方法特别看重无意识领域的非理性本我欲望、童年创伤的经验,而这一切与性欲又紧密相连。弗洛伊德主义认为在自身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更迭中,“力比多”都贯彻始终,性欲不仅能满足人的快感、促使人类繁衍生息,还对人类心灵最高成就的文化、文艺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关雎》作为千古流芳的古诗名作,是否包含当时作者的某些潜意识呢?答案是肯定的。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潜意识进行梳理,最终认定《关雎》仅仅是一个普通平民于性压抑之下,通过写作达到宣泄和补偿的目的。

由于潜意识不能正常表现自己,因此需要采用伪装、变体、象征等形式。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精神分析方法习惯于观察人们不关心和不留意的细节,或者所谓的垃圾堆,从中探寻超验的秘密与被掩盖住的东西。”②我们首先需要从诗篇中的典型意象来发掘作者遗留下来的一些“症候”。

“雎鸠”形象:朱熹在其《诗集传》解释为:“雎鸠,水鸟,一名王雎……生有定耦而不相乱,耦常并游而不相狎”③,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奉从的儒家经典释义,其认为雎鸠仅仅是一种类似鸳鸯的夫妻鸟。然而,抛开此类惯常释义,“关雎”真意何为?《尔雅注疏》(晋·郭璞)中将雎鸠解释为:“雕类,今江东呼之为鹗,好在江渚山边捕鱼。”④《尔雅正义》又释为:“《史记·正义》:王雎,金口鹗也。今鹗鸟能翱翔于水上,捕鱼而食,后世谓之鱼鹰。”⑤由此可见,雎鸠实为一种擅长捕鱼的大型游禽,其在视觉效果和习性上都是刚强的代表。因此仅仅在文字层面上传统儒家的解释就显得不甚恰当。实际上,参考赵国华《生殖文化崇拜论》,鸟类作为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由来已久,作者在这里通过关雎形象表达的何止是对于和谐水鸟的羡慕,强烈的性冲动潜意识通过巧妙的象征跃然纸上。

“关关”形象: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道:“兴也,关关,雌雄相应之和声也。”⑥一直以来,我们对其的解读也仅仅是夫妻鸟和睦对唱的象征,然而,从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诗的前后互文关系以及前述推论认定的雎鸠为“鱼鹰”可知,“关关”之意实为雎鸠鸟在河洲求鱼之声,象征男性追求异性的举动,而鱼在半坡母系社会时期也是先民们对女性生殖崇拜的象征之物。这种以求鱼象征对女性的追求也反映在《诗经·衡门》之中,可相互印证。因此,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君子”对“淑女”强烈的性渴望不难推断。

“荇菜”形象:朱熹在《诗集传》中对荇菜的注释为“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颈寸馀,浮在水面”⑦,即一种叶圆的水草,这在当前看来应当是一种确定性的解释。但根据诗中“参差荇菜”与“窈窕淑女”的不断对应关系,我们不难认为这种对应关系是将“荇菜”与“淑女”进行对比,而赵国华在《生殖文化崇拜论》中指出,浙江余姚河姆渡水草刻画和叶形刻画纹、山西洪赵地区秦壁村花瓣纹等都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是古人对女性生殖崇拜和生殖象征的表现。

“君子”形象:君子在我们一直以来的解读当中仅仅作为男子这一泛化之意而存在,殊不知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普通平民男子是不可能称之为君子的,根据柳正午在《〈关雎〉章臆断》一文:“君子是当时贵族男子的通称”⑧,况且在当时的封建男权时代、贵族时代,“君子”在得到心仪女子时是不可能经受如此之大的精神折磨与心理压力,以至于各种“手段”用尽仍“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在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中写道:“梦中的国王或者王后通常代表梦者的双亲,而王子或公主则代表梦者本人。”⑨另外《诗经》“国风”采诗于民间这一制度也能够佐证作者的身份性质。由此看来,诗作的作者定为一名普通男子。

由以上通过对《关雎》之中经典意象的重新解读可知,此诗所谓的比兴之笔不过是诗歌主人公性压抑的潜意识表现。但这仅仅还停留在意象阶段的解读,若其能在整体诗篇意义中得到印证,那么便可最终确定《关雎》的真实意义归属。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在以上篇幅中已基本得到全面解读,即表面上表达的是对美好女子的仰慕和追求,实质上作者却在“关关”“雎鸠”这些性象征的掩盖下表达了纯粹的性渴望,此处不再赘述。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在此处作为一种生殖崇拜而存在;“左右流之”意为时而向左,时而向右摘取长短不齐的荇菜,这不过是诗歌主人公心中众多心仪女子的象征;而某一“窈窕淑女”又或许是其“寤寐”痛求之对象。这里的“寤寐”一词也值得追究,“寤”通常指睡醒(区别于白天,仅为瞬时状态),“寐”则为睡着之意,一醒一睡恰好说明主人公当时的状态,即在一种半梦半醒间想象到自己那些心爱的女子以及对于她们的性幻想。纵观全篇,“寤寐”“辗转”等睡梦之笔也是诗作的时间主基调。弗洛伊德在其有关梦的理论中谈到人的本能不能无休止地受到压抑,一定要通过某种渠道得到宣泄,而梦就是宣泄渠道之一。这对于《关雎》的创作者来说亦无可例外,但艺术家和一般人不同,艺术创造也是他得以宣泄的重要渠道。作者“寤寐”之后又以诗作的形式对自己内心的焦虑作以表达,这无可厚非。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此句是在前句表达求取的基础上增加了主人公求之不得的焦虑心境,“辗转反侧”表明作者对求之不得的“淑女”的深深思念,而这“辗转”也是处于前句的“寤寐”之间,即半梦半醒之间。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此时可能是作者开始进入梦境的状态,他梦到了自己爱过的所有女子,又梦到了自己以何种手段“琴瑟友之”讨取姑娘的欢心。

“参差荇菜,左右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句只是在回环往复手法的基础之上将其追求心仪女子的手段改变为更能引起对方关注的“钟鼓”,以在更大程度上引起她的注意。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本文前面对作者平民身世的推断,这里的“琴瑟”“钟鼓”也只能发生在睡梦之中,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乐器往往只是王公贵族的礼器与玩物,平民百姓在经济上和礼法上都不具备使用的条件。

由此,通过对文本内部的心理细读并结合文本外部的社会历史特点,基本可以判定《关雎》篇的性压抑本质:篇章内容仅仅是一个青春躁动的男子的梦境描绘。可以想象,如此一个青年男子在梦中将自己幻化成贵族太子,对异性表现了强烈的渴望,虽然身份可以幻变,但平民的求偶心态却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一览无余,用尽心思求取而不得,其间的焦虑心境可想而知,翻然醒来,竟是一场充满性压抑的既欣喜又懊恼的梦。继而辗转反侧,吟咏反复,遂成诗篇。但是由于《关雎》诗篇本身语词的优美和隐晦,一般意义上我们仍然可将其视为追求爱情的美好诗篇,毕竟文学的本质即是其朦胧的、具有蕴藉性的美,“工具理性”式的“祛魅”,只可作为我们研究诗篇的一个视角,不能抹杀其在作者之外的文本本身的魅力。

① 顾凤威、巫育民:《文艺学批评方法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

②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4页。

③⑥⑦ 朱熹:《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④ (晋)郭璞:《尔雅注疏》,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55页。

⑤ (清)邵晋涵:《尔雅正义》,邵氏家刊本,卷第十,释鸟第十七。

⑧ 柳正午:《〈关雎〉章臆断》,《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第77—81页。

⑨ [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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