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军 陈欣
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冰心侧重于书写母性之爱，她从女儿的角度热情地赞颂母亲，并且把母性情怀看作是女性人格建构的重要一维。而与她同为女性作家的张爱玲，却有着与她截然不同的母性意识，她揭露了女性在男权社会卑躬屈膝的奴性本色。通过对母性的异化，张爱玲无情地戳穿了男权话语中“母爱崇拜”的谎言，用敏锐的眼光审视着一个个历史重压下的母亲。
关键词：母性意识 男权社会 颂扬 异化
在古代的中国，女人大多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没有女性作为人这个主体存在的价值体验与认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出生到死亡，一生都臣服于男性权威之下，甚至对自己命运的悲惨浑然不觉。她们毫无“女性意识”，有的只是女人与生俱来的“母性”，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打破了旧中国的沉寂，新文化运动者们积极地输入西方的新思想，“女性主义”正是乘着这股热潮涌入了中国。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变革运动中，女性接受了新式的教育，她们追求个性解放、争取自由独立。同时，这场运动也造就了一批才学与勇气兼备的女性作家，她们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藩篱，拨开封建父权的荫翳，昂首挺胸地登上了现代文坛。在“人的发现”这一五四核心思想的佛照下，她们真诚地探讨女性的存在意义，认清了男女之间不平等的现实，发现了女性生命价值在男权文化下的丧失，她们热烈地要求“女性的复活”，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宣告：“女性应与男性一样，享受同等的生存权利、尊严与价值”{1}。冰心和张爱玲便是这些女性作家中卓尔不群的“女性代言人”，她们塑造了一批具有现代气质的女性形象，通过描写这些女性对婚恋自由、男女平等的大胆追求，披露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女性感受与女性话语。而为了传达出自己独有的“女性意识”，她们又不约而同地选择通过描写“母性”这一女人固有的本性来进行叙述，但值得注意的是，冰心与张爱玲的“母性意识”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冰心无限夸大了“母爱”的作用，那么张爱玲便是彻底颠覆了“母爱”的伟大，针针见血地剖析了母亲在历史重压下的扭曲人性。
一、冰心创作中“颂扬的”母性
冰心是以书写母性之爱而闻名的，她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无一不是在宣扬“爱的哲学”，她热烈地歌颂母爱的伟大，认为母爱是滋生万物的源头。“造物者——/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只容许有一次极乐的应许。/我要至诚地求着：/‘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冰心《春水·一零五》）我们从她的诗句中便能感受到她对“伟大母爱”的崇尚，但冰心绝不是歌咏母爱的第一人。
（一）现代女性“固守”的母性。自古以来，以“母爱”为主题的文章数不胜数，冰心又是以何独特性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文化价值”自然要放到中国文化传统的发展进程中来探究——我国文化中向来提倡尊母，所谓“孝道”，不仅仅是指孝敬父亲，还有孝敬母亲，“不过这里所说的母亲，是为夫家绵延子嗣的母亲，也即儿子的母亲，而非是女儿的母亲”{2}。因为“儿子的母亲”在血缘传承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自然享有男权社会所给予的部分权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代诗词中证实，“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都赞颂了母爱的至真。显然，在文化层面上，母子关系是一直被要求加强巩固的，而母女关系却一直被忽略着。这大概是因为母子关系是父子关系得以承续的必要条件，而母女关系在某些程度上却动摇了“女子从夫”的教条。古代的家庭，严格的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准则，母亲往往肩负着照顾子女生活、教授子女人生道理的责任，子女自然与其更为亲近，但是女儿终究是要嫁为人妇、忠于夫家的。那么母女之间的关系越密切，女儿与原生家庭的联络便更加频繁，势必使其无法全身心投入夫家生活。因此，“母女情感”多不受主流文化宣扬。
而冰心作品中所称颂的“母爱”却恰恰是反其道而行，她早期的作品，打破了古代文学传统的书写法则，仍然是写温暖的母爱，却避开了父亲、丈夫这些男性角色，从女儿的角度，写母女亲情，凸显女性之间的血缘关系，有意无意地对男权文化体系进行了解构与颠覆，以此肯定女性的生命本体价值。
（二）现代女性“革新”的母性。“母爱”确是冰心创作永恒的主题，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认为冰心的创作都是在单纯地歌咏母亲之爱。在她五四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冰心不再以女儿的立场仰视慈母，而是把“母性情怀”作为女性完美人性的一方面，书写自己对于“母性”的深层认知。如《两个家庭》中的亚茜、《超人》中的梦中的母亲、《别后》中的宜姑、《斯人独憔悴》中的颖贞，这些女性都是美好善良的，有些虽未成为真正的母亲，但是她们在生活中却是弟弟妹妹的“小妈妈”，是母亲的小助手。在这里，冰心所彰显的“母性情怀”，主要是强调女性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与男性创作的具有牺牲精神的慈母形象虽然有相近之处，让人产生“冰心的写作是服从于男权秩序的传统创作”的想法，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异——由于作家创作态度的不尽相同，加之他们对女性主体性的态度的截然不同，男性作家创作的家庭天使，在承担起家庭重担的同时，一般还具有愚昧、顺服、盲从于男性的劣根性。而冰心作品中所称赞的慈爱的母亲，没有了屈从男权的奴性，她们有自身的社会价值，是新时代女性的榜样。
二、张爱玲创作中“异化的”母性
张爱玲从小是由一位叫何干的女佣照料长大，而负责照料她弟弟的则是一位叫张干的女佣。在封建家庭里，男性的地位总是比女性高得多，自小便是如此，这使得照顾弟弟的女佣自觉身份高于其他佣人许多。张爱玲自然气不过，便与其理论，但总是被张干重男轻女的思想气得说不出话，。从那时起，张爱玲就隐约感受到性别歧视的压力，身处于男性中心社会的女性，是没有尊严、没有地位的。她后来曾在自传性散文《私语》中回忆说：“张干使我很早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3}自此，她开始思考女人何以要受到来自各方的压抑与摧残的问题。
张爱玲认为，女人与男人，各有各的属性，女人本身有着一种神性的气质，她们对生命充满热爱与激情，有着最可贵的同情心与爱心。然而，自从母权制度被颠覆，男性登上了权力的高峰，女人便被局限于牢笼之中，承受着社会的压力，逐渐养成了依附于男人的习惯。她认为，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是男权社会的风化习俗和公众意识造成的，男女的平等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存平等，女人要成为世界的真正创造者。她反对“女扮男装”的行为，认为这是女性对男权制度的不自觉地归顺与臣服。她觉得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能做，这并不是真正的平等，那些男人化的女人，并不是她所欣羡的女性。显然，张爱玲清醒地意识到，女人的本性在现今社会已经几近丧失，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大概是女性长期处于压迫之下，逐渐养成了妾妇之道，她们安于现状，接受了自己不幸的命运，认可了自己奴隶的地位，不愿也无力反抗。
但是女人要稳固自己奴隶的地位，除了要尽到“妻子”的职责是远远不够的，她们还要完成由“妻子”到“母亲”的转换，只有这样，她们才能确保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母亲”是男性在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中给女性安排的一个具有“光环”的角色，他们清楚地知道，要想传承后代，女人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但是他们不能给女性提供一个让她们自由享乐的生存环境，因此他们热烈地歌咏母爱，夸大“母性”而削弱女人的“女性”，利用“母性”这一女人天生的属性来遏制女性独立成长的愿望。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男性推崇的多是女性的“伟大母爱”，而不是真切地关注女性的需求与生活状态的改善。“神圣”“伟大”“崇高”大多用来形容母爱，但在这些溢美之词的背后，潜藏着的是男性强势性别对另一弱势性别的不公正的角色分配，这赞美是带有极大的蒙蔽性的。张爱玲早早发现了这种男性话语的阴谋，她清楚地看到，在“母爱光环”的笼罩下，女人没有了自我，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家庭，孝敬长辈，辅佐丈夫，教育子女，完全丧失了女人最该有的“女性”。
在揭穿了母爱崇拜的把戏之后，张爱玲并没有停留于苛责男性中心社会的不公，而是向内探寻女性自身的缺陷。她说：“女人的缺点全是环境所致，然则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样地多心，闹别扭呢？……可见把一切都怪到男子身上，也不是彻底的答复，似乎有不负责任的嫌疑。”{4}因此她正视母亲身上的封建文化残垢，发现了深受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精神和心理上的畸变。张爱玲以女人的敏感触及人性的隐秘之处，揣摩女人意识中最不可告人的阴暗心理：母亲们信奉着“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封建教条，跪伏在男性的权威之下，毫无尊严与自由。为了宽慰自己，她们往往以“爱”的名义将自己所受的苦难转嫁到最亲的人身上，让自己的亲人生不如死，这种爱的暴虐无疑比恨的摧残更具有杀伤力。
张爱玲通过描写历史重压下母亲的丑陋嘴脸，企图警戒所有的女性：要想超越历史、文化、经济的束缚，首先就要抛开“母亲”这一角色的枷锁，追求自我的“女性”。由此可见，她对母性的异化，别具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