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环保展上\"环境警示,环境维权\"展台./CFP-环保公益诉讼...
摘 要：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与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对环境的抵抗，也就是对环境的自我塑造方式的抵抗，使其从公共领域退缩到隶属于女性的私人领域，进而质疑了过去的两性关系以及建立在此两性关系上的男性自我确认方式。与此相应，男性主人公通过对自我身体的感知去寻求自我主体性的建立。郁达夫和太宰治的作品暗示了东亚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某种新的参照体系的萌芽，以及在此参照系下萌生的“我”的挣扎。
关键词：《春风沉醉的晚上》 《人间失格》 环境 自我主体
郁达夫（1896—1945）的小说集《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太宰治（1909—1948）的小说集《人间失格》都体现出一定的自传性质，并且其作品中塑造的男性主人公在身体上大多是羸弱的，在精神上大抵是孤独的，在女性的世界中也是失意的，这些相似性在一定层面上共同暗示了男性主人公与其寄居的环境的对立，而这种对立本身就是对环境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怀疑，以及对环境的自我塑造方式的抵抗。那么这些男性主人公在寻求怎样的自我以及怎样的环境呢？米歇尔·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写道：批评的实践是要对一些事件做出历史性的探讨，“正是这些事件引导我们去建构和认识我们自己——作为我们正在做、正在想和正在说的主体的我们自己”{1}。那么在郁达夫和太宰治的作品中又是哪些事件彰显出“我”对自我主体的寻求呢？
一、男性主人公的不断逃离
在《人间失格》中“我因与世界上人类的幸福观在吃的方面不同而产生不安的感觉，我甚至因此夜夜辗转难眠、低语呻吟或因此发狂”{2}。“我几乎无法和旁人聊天。因此该说些什么才好呢，我不懂”。于是《人间失格》中的“我”进而采用的是一种淹没自我、娱乐他人的办法来获得某种扭曲的认同。应该说，这种为了获得他者的认同所做的努力，带来的是“我”的异化，“不知从何时起，我就成了一个不会说半句真话的孩子”。而这种异化并没有被主人公所同化，因而主人公在这种虚假的认同下依然是孤独的，伴随着这种孤独的就是主人公不断地逃离：从故乡到了“有樱花海滨当成校园的”东北某中学，然后很快“厌倦了那个樱花与海洋的学校，没到升上五年级”，就考上东京的高中，从宿舍搬到父亲位于上野樱木町的别院，从比目鱼家搬到新宿……在《沉沦》中，“孤冷得可怜”的“他”身处在异国日本，在一群日本同学中间，而“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在故乡时，“那时候他已在县立小学堂卒了业，正在那里换来换去的换学堂。他家里的人都怪他无恒性”{3}，“他”进了K府中学之后，下半年又忽然转到H府中学，住不上半年，又告了退；在家里住了三个月，当秋风吹到富春江上时，上杭州去，插班到石牌楼的W中学，第二年春天，“他”就出来了。“他”回家之后，“便镇日镇夜的蛰居在他那小小的书斋”，在家里住了半年，到了七月下旬，“他”接到“他”长兄的来信说：“此次当偕伊赴日本也”；到了九月下旬，“他”的兄嫂才自北京到家，住了一月，“他”就同“他”的长兄长嫂同到日本去了。正如孙歌所言：“对于日本和中国所言，‘失去故乡都是近代的一个难以回避的特征。它意味着家族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传统价值体系的解体。”{4}也就是说，主人公是在不断地从某一特定的环境中逃离出来，这种逃离也就喻示了男性主人公无法找到一个被认可的参照系，因而男性主人公在他所逃往的任一空间中都是孤独的，也就是一个“边缘人”。“有个‘边缘人的名词，意指人世间悲惨的失败者、道德败坏者。但我却觉得自己与生俱来就是个边缘人，若是真的在人群中碰到一位被认为是边缘人的陌生人，我一定会对他很和善”。而这个“边缘人”与《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塑造的“零余者”形象是有某种一致性的。
二、自我主体确立的可能
与环境的对立，也就是拒绝被环境所左右，拒绝由环境所预设和决定的某种人生轨迹，必然使主人公处在自说自话的状态下， “他”或“我”是可以表达的，但表达却难以被现实中的他者听见（因而才有了不断的逃离），或者说“他”或“我”与他者是处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而这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在一定层面上没有任何的交集，其中他者所拥有的话语体系处于强势地位，体现了那一时期特定语境下的主导逻辑。因而在郁达夫和太宰治的作品中要么构想一个无所不在的叙述者，比如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大部分内容采用的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虽然有部分内容是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比如《迷羊》），但在这些内容中第一人称叙述实际上是等同于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的。或者设置一个可以走进“我”或“他”的世界的闯入者，比如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堀木，郁达夫《微雪的早晨》中的李君也就是“我”，等等。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或闯入者为中介，读者（我们）才能听到“我”或“他”的言说。因而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不是不能言说和行动，缺少的是可以展现言说和行动的公共空间，而“公共领域是专供个人施展个性的。这是一个人证明自己真实的和不可替代的价值的唯一场所”{5}，也就是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说和行动是实现一个人价值的唯一场所。当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找不到可以实现其言说和行动的公共空间时，他们必然就退隐到属于女性的私人领域。在《人间失格》中写道：“酒、烟、妓女，这是每个人都可以用来掩饰可怕人类的好方法，就算只是一时而已”，“不知道是不是出于一种同类的亲切感，那些妓女们老是对我表现出不少自然的好感。”在郁达夫和太宰治的作品中，羸弱的男性主人公更容易与女性（下层女性甚或是妓女）达成某种身份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实际上就是对彼此边缘身份的认同，在一定层面上这类女性就是这些男性主人公人生样态的投影。
但是退缩到女性世界中的男性主人公并没有获得某种预想的男性对女性的主体性。在《人间失格》中“一想到当小白脸的肮脏与下流，便让我越来越郁郁寡欢”；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在“我”吃了女孩子的香蕉和葡萄浆的面包后，“我”觉得“这女孩子真可怜，但我现在的境遇，可是还赶不上她”。应该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的性特权是不会让男性产生如此的性苦悶的，比如在《聊斋志异》中，以“妖”“仙”面目出现的女性不但为男性提供了性的满足，同时也满足了男性特定的物质需求。应该说，这种苦闷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两性关系的一种质疑，也是对通过这种两性关系建立起来的男性自我认同体系的怀疑。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没有一种本能结构能超出历史结构”{6}，而对传统两性架构体系的质疑产生的性苦闷，进而使郁达夫和太宰治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女性主义意识。在《人间失格》中“我”发现了良子被堀木玷污的事实后，却认为“事情发生在我头上，却发现丈夫并没有任何权利，仔细想想甚至都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错”。这无疑与郁达夫《她是一个弱女子》中丈夫对待出轨妻子的态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吴一粟眼见自己的妻子郑秀岳因吃醋被其情人张康暴打时，他竟然说：“张先生，你也不用生气了，根本总是我不好，我，我，我自失业以来。竟不能够，不能够把她养活。”应该说，对传统两性关系以及建立于传统两性关系之上的男性自我确认的参照系的质疑和解构，无疑使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在与女性的关系中也处于极度的孤独和苦闷之中，同时因为没有稳定的参照系作为参照，男性主人公在行动上就是犹豫不决的，甚至是胆怯的，他们缺少由稳定的参照系带来的果断和确定。
同时，这些退隐到属于女性的私人领域中的男性并未从中获得主体性的另一原因，就是他们在公共领域中的缺失必然导致其丧失在私人领域中的掌控能力。正如阿伦特所言，公共领域是私人领域的保障，也就是只有在公共领域中获得存在感、意义感的男性才可能在私人领域获得某种主导权。因而在郁达夫和太宰治的作品中，在公共领域中失意的男性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经济的困顿。当“我”与“她”在浅草的六区徘徊游荡，走进咖啡店，喝了杯牛奶后，她说：“你付钱吧！”“我站起来，从和服袖口里掏出钱包，打开一看，铜钱三枚。比起羞愧，更有一股凄惨的感觉迎面袭来。”这与《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的“我”的境遇极其相似。“我的劳动的结果，第一次得来的这五块钱已经用去了三块了，连我原有的一块多钱合起来，付房钱之后，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来，如何是好呢！”而正如阿伦特所言：“公共领域消失的最后阶段就伴随着私人领域被清除的危险，这似乎是公域和私域之关系的本质。”{7}因而在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太宰治《人间失格》中，往往都贯穿着男性的性苦闷，以及渴望爱情却没有勇气追求爱情的犹豫和忧伤。这样一来，在郁达夫作品和太宰治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在退缩到以女性为主体的私人领域后，最终的结果大多不是被女性世界所抛弃，就是又从女性世界中主动逃离出来。
在《人间失格》中，“我要到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去”，在郁达夫的《迷羊》中“我”被谢月英“抛弃”，并正是有了这样的抛弃，“我”才获得人生的自觉性和主体性。人只有通过在公共空间中的行动和言说获得人存在过的在场感。因为公共领域中的行动和言说具有实在性，是可以被显示的，而私人领域只能被隐藏，因而郁达夫和太宰治作品中的男性主人公被女性世界所抛弃或者主动从女性世界中逃离出来，也许就意味着妄图在私人领域中重建主体性的不可能性。
与此相应，作品中男性主人公自我确认的另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对自我身体的感知，大卫·勒布雷东在《人类身体史与现代性》中指出：“身体相对于人的这一卑微状态是现代性最重要的信息之一。”{8}可以说，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就所处的环境来讲，他们都处在一个新旧对立和新旧共存的时期，在这种语境下旧的意义参照系统正发生断裂，而这种断裂必然使人处在无所适从中，人既然无法在难以捉摸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而身体就成为“唯一可以掌握的永恒，通过它就能认识自己”{9}。应该说当人处在健康的状态下，身体对人来说就是不在场的，在被疾病困扰的状态下，身体的在场感才能被人真切地认识。在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和太宰治《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的身体大多是羸弱的，并且常患的疾病是抑郁症和肺病。应该说关于疾病的此种表述方式本身就喻示了作品中的人物已经跨入现代的门槛。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写道：“结核神话确实产生于现代”{10}，在现代以前的整体论社会里（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身体只不过是一台耦合装置，将人与集体、世界同某种对应关系融合在一起。而只有在个人主义出现之后，确定个体身份的身体才突破了身体与集体、宇宙之间建立起来的连带关系，从而获得了独立的意义。
《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的男性主人公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身体的存在，并且和身体之间构成一种对话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咳血。雪堆上出现了一面大大的太阳旗”。《沉沦》中“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于是“他”喊出了“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所以可以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和《人间失格》中被疾病困扰的男性主人公在一定层面上彰显了现代意义上个体人的觉醒。
正如孙歌所言：“中国与日本并不是对立的绝缘体，它们被置于同样的结构当中。”{11}所以在郁达夫和太宰治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某种情感表达和叙事方式上的相似性。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喻示了東亚的传统价值观念在解体过程中带来的痛苦和苦闷，同时也暗示了某种新的参照体系的萌芽以及在此参照系下萌生的“我”的挣扎。
{1} 〔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37页。
{2} 本论文所引相关原文均选自太宰治《人间失格》，许时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版。
{3} 本论文所引相关原文均选自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年版。
{4}{11} 孙歌：《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政治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57页，第189页。
{5}{7} 〔美〕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刘锋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3页，第41页。
{6}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8页。
{8}{9} 〔法〕大卫·勒布雷东：《人类身体史与现代性》，王圆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第226页。
{10}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7页。
基金项目：教育部“春晖计划”项目“中日‘环境意识比较研究——以两国的文学创作活动为题材”（项目编号：S2015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范国英，博士，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