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审美心理的发展
尹宝欣
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亦为伤痕小说的开山之作，发表后引起的社会强烈反响余音犹在。
小说讲述的是“文革”结束打倒“四人帮”后，在一所普通中学担任班主任的张俊石要接受一个流氓男孩宋宝琦，从而引发班里的一系列问题，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而受“四人帮”毒害的不仅是不学无术的宋宝琦，还有精神受害者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笼罩下，精神灵魂上产生的创伤远比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
谢惠敏和宋宝琦二人的伤痕“一明一暗”“一深一浅”，更加生动地揭露了“文革”中“四人帮”推行的蒙昧主义是如何危害着青少年的纯洁心灵，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文化浩劫的序幕，划开了“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谢惠敏作为深受“文革”毒害的少年，她是成千上万个少年的缩影。在谢惠敏身上，虽然其言行举止多是表层化的表现，显得有些乖谬刻板可笑，但实际上无不凝聚着鲜明的红色时代的特点，有助于促进当时肃清旧思想、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当下，我们更应该居安思危，避免再次遇到“谢惠敏”这一人物的时候手足无措，让一个又一个祖国的希望被无情扼杀在时代背景之下，我们要引导更多像谢惠敏一样的中国年轻人健康成长。因此，了解、分析谢惠敏的性格，很有必要性，而分析她首先要了解其审美特征。
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谢惠敏是畸形儿形象，是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女学生团干部形象，她的审美心理结构是残缺的，分不清“香花”和“毒草”。
如果不在政治背景下看谢惠敏，她正义、朴实、自制力强，是审美心理正常的中国大好少年，不幸的是，她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在书中，她扎着小辫，让人看起来很舒服，从形象上可以看出她的审美并不畸形，而且这个走路挺直腰板的团支书在面对折了农民伯伯麦穗的同学的时候，义愤填膺，激动地批评这位同学，认真地发挥团支书的带头作用教育这位同学，读到这里，心田不禁为之一暖，这是一位可爱、善良、纯洁、正直的少年啊。但时代环境对她的熏陶影响实深至其灵魂骨髓。
从“牛虻”事件可以看出，她的的确确担心中毒。书中这样提道：“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異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哎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没听过、没见过《牛虻》便随口就说“黄”是为无据，仅凭翻看几页看到没有文字说明的男女恋爱的插图就觉得“黄”是为无凭。中国五千年文化历史，“文革”时期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中国文化后退一百年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给原本天真的孩子染上了本不应染上的污浊之色。如果谢惠敏这一代少年的心灵如此扭曲，心理如此“别致”，分不清“香花”和“毒草”，那怎能奢求他们的后代可以推前浪呢？对人之常情、两性情爱文艺作品的弃绝，正是“文革”时期文艺生产的重要特征。
审美的对象与方式的丰富多彩，符合人性正常的欲求，而非单一的政治化、革命化。在“文革”时期，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读的是老三篇，正常的音体美被扫地出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审美心理的感知力、想象力、理解力及情感世界的丰富性应该是在人类文明文化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正常健康地发展起来。那个时代里，谢惠敏绝对是被“驯服的工具”。她是听广播里的话、老师的话的好孩子，可她不爱体育，四肢僵硬，不爱读主流文化规定外的书，不喜欢穿着打扮，青春少女的自由活泼的天性全都是苍白寡陋。如果她早生十年，定是“叱咤风云”的红卫兵小将。审美心理的残缺会导致人类良知的泯灭。从她对待宋宝琦的态度看，已让人感觉到其性格中的革命、阶级斗争力量，暴力已充溢她的内心，随时会化成“革命”之烈火，烧毁一切。这样愚昧僵化的精神人格正是“文革”时代主流文化教育期待的结果。想到这里，后背一阵阵发凉，谢惠敏代表着一代人或几代人，如果将民族的未来放在她们肩上，我们的民族更将落后。虽然，谢惠敏状态样的青少年会以其他方式出现，但毕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小说《班主任》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不仅以鲜明的态度深刻揭示了“文革”时代对青少年成长的畸形影响；同时，也是当代文学第一次把谢惠敏这样的人物形象提交给现实深思，极具警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