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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作为回忆性散文，融过去与现在双重眼光进行叙事、评论。从“时间的双重视角”角度解读文本的写作手法、表达方式，有助于对文本内容、结构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深层整合。
关键词：回忆 双重视角
文学中的“视角”概念来自西方结构主义理论，最初多用于小说的叙事研究。文学视角在狭义上专指叙述视角，指叙述语言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同样的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不同的人看来也会有不同的意义。①这里借用小说研究中的“视角”概念，即叙事时观察、评论事物的角度，将回忆性散文中的这种融过去与现在双重眼光叙事、评论的方式称为“过去与现在的双重视角”，即“时间的双重视角”。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是梁实秋先生为纪念他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国文老师徐锦澄而作，具有鲜明的“梁氏风格”：幽默、谐趣、才情。在教学中，教师们多关注此文独特的写作手法——欲扬先抑，关注此手法对人物塑造的作用。但仅澄清写作手法的概念及其大而化之的作用，而忽视“欲扬先抑”手法背后文本内容相对应的内在逻辑联系，对文本思想及其文学价值的理解就可能破碎化，对文本独特结构的整体建构就可能表浅化。下面仅对《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两个写作形式上的问题，从“时间的双重视角”角度对回忆性散文（追忆性散文）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进行剖析。
一、写作手法：“欲扬先抑”
理解回忆性散文写作手法的关键词是：形式、意味。“对形式的一般性认识，既源自对对象的个性化的感性触摸，也源自对语法及各种元素的理性演绎，以及两者的互动与默契。”②叙事性文学作品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进行叙事，都需要呈现叙事的意义或无意义。与叙事意义相得益彰的叙事形式，本身也可以是叙事意义的一部分。形式，有其特定的意味。英国文艺批评家克莱夫·贝尔提出，艺术的本质即“有意味的形式”。他认为：“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及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的形式就是一切视觉艺术的共同性质。”③从审美的角度看，叙事性文学作品与视觉艺术作品有共通之处。叙事性文学作品借助情节的组织、写作手法的运用，塑造立体、有真实感、丰富多面的人物形象，传达作者的审美体验和价值判断。“有意味的形式”在中学文学作品教学里更多指向其写作手法的运用形式。
“欲扬先抑”是写作手法的一种，为表现人物形象、精神情感服务。它使得叙事有波澜，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在《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中，作者运用此手法，将老师外在的漫画式滑稽人物形象与其内在有风骨、有操守、有内质的君子性情形成强烈对比，引发阅读者阅读心理与阅读期待之间的强烈冲突，从而使叙事幽默有妙趣，吸引读者。从读者的阅读体验来说，对“欲扬先抑”这一形式的意味，即“是什么”，有了大致的了解。
适当的文学形式应当为适当的文学内容服务。有什么意味的内容，就需要有与之相应的“有意味的形式”来承载。记叙老师的外在容貌特征，如“凶”之样貌，“凶”之步态，“凶”之狞笑，是对老师即时性的、表浅化的人格判断，也恰好阐释了“印象最深”之“最”的来由。
在师生的矛盾冲突中，教师对学生的人品、性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正如老师所言“把你一眼看穿”。老师爱才心切，因之对“我”的指导反而用心，使我受益最大。老师编订教材时对东西文化的兼收并蓄，老师在朗读时的抑扬顿挫，老师对作文用词指导的独特方法，无不对“日后”的梁实秋先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生成为台湾文学史上“一代散文的宗师”，虽受教于西方而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又成为一代文学评论大家。梁先生在叙事中对老师的内在特质进行了有层次的概括：教学思想的前瞻开放，教学方法的独树一帜，教学眼光的独到长远，教学手段的简洁谋略。片段事件共同指向老师的教学水平，或也可以用“凶”字概括，当然这里的“凶”不是外表的凶恶，而是教学眼光、水平的超前，教学手段的独特，教学效果的卓越。这些均是对老师内在特质进行点染，是对老师历时性、深层性的人格特质、学养积累、师风传承的彰显。
二至五段，具有漫画式的幽默，与六至九段对先生高山仰止的怀念貌似冲突，但恰恰是在这样的强烈差异里，写出了先生身上并存的既冲突又和谐的谐趣与理趣，从而使“我”的老师具有了独特的个性特征。强烈的冲突“产生了美丑联体、合而为一的强烈艺术效果，创造了滑稽的喜剧色彩”④，从而使先生的形象成了文學史上“活生生的这一个”。
如果以一“凶”字作为全文内容的概括，可以发现，“扬”和“抑”也可以是对同一内容的不同描述，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于文章的整体思想中。如果处理得宜，它们可以是同一主题下的两个认识阶段，互为表里，相互依存。
在时间的自然顺叙里，“我”对老师的态度经历了四个阶段：不了解——不理解——了解——理解。随着时间的流逝及“我”自身思想的不断成熟，“我”对老师的认识不断内质化、精神化，“我”感念他对“我”文学认知的重大影响，至文末“敬慕”达到最高峰。
为什么作者要用“欲扬先抑”来组织材料，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形式与内容要匹配。从抑到扬的情感变化过程，恰恰是与作者在时间的发生发展中视角的变化同步进行的。写作内容的意味决定了用哪种有意味的写作形式更为适合。这是从作者思维的角度，解决“为什么”如此写作的问题。许多老师喜欢将此课作为写人散文的“范文”进行写作指导。但内容与形式的相关性如不明晰，学生将无法从“阅读者”自觉转换成“写作者”，进行有效的读写结合训练。
在时间的双重视角中，此文从纵向双重视角进行叙述，认识由浅入深，由假象到真相，由眼睛而心灵。
二、表达方式：记叙、议论的交织
理解回忆性散文表达方式的关键词是回忆。其多呈现出双重眼光的交织投射：以过去之眼对过去事件的如实描述，即“回”；以现在之眼对过去事件的感悟，即“忆”。
细读文本，仍以《我的一位国文老师》为例。第一段“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遇见一位国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最深”，是“回”；“使我受益也最多，我至今不能忘记他”，是“忆”。第三段“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之下，徐老先生之所以凶，老是绷着脸，老是开口就骂人，我想大概是由于正当防卫吧”，对先生的课堂行为理解了，是“忆”；二、三段其余的内容是“忆”的基础，“回”顾先生的音容笑貌。四、五段先生的怒骂及其后果是“回”，作者的叙述视角也是用了第一人称，更容易使读者产生一探究竟的欲望。第六段“我”这“一眼望到底”的学生，居然成为一个受益最多的学生了，则是需要以日后的成就来验证，故为“忆”。七、八段更多在复现当时往事与当时心情，但依然有用现实之眼透视的议论评价：“这样新旧兼收的教材，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开通的榜样。我对于国文的兴趣因此而提高了不少。”“好文章掷地作金石声，那也许是过分夸张，但必须可以朗朗上口，那却是真的。”九段“徐先生之最独到的地方是改作文”，既称为“最独到”，应是与之前、之后梁实秋先生遇到的老师相比较。“如果我以后写文章还能不多说废话，还能有一点点硬朗挺拔之气，还知道一点‘割爱的道理，就不能不归功于我这位老师的教诲。”这是直接用现实之眼做出对先生的评价了。同样，十段中“何等经济，何等手腕！诸如此类的心得，他传授我不少，我至今受用”，更是从现在一个作家的角度来评价老师的教学眼光和水平了。
“从叙事的内容来看，任何叙事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某种解释。这种解释是对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体验和情感态度。”⑤回忆性叙事散文，在回忆中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现实色彩，在现实的反观中深入接近回忆。再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回忆中儿童视角与现实中成人视角的交错，即是对回忆的重温，更是对现实的反观。
结尾十一段，过去叙事眼光与现在议论眼光的交织更是明显不过。“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听说他已早归道山了”，“回忆他的音容”，陈述的是无法挽回的过去；“不禁还怀着怅惘敬慕之意”则是对先生一生教学的极高评价。“怅惘”是因过去时间、空间的阻隔，“敬意”则是因为先生对“我”所施予的可贵教化，现在都得到了验证。“同学们偶尔还谈起‘徐老虎”，从绰号的沿用可以看出，他仍是被误解了的无名大师。
梁实秋先生的人生路，从“治国平天下”到“鬓已星星矣”，其间多少被误读有待重解，何其相似。这或许也是梁实秋先生七十高龄，回望五十载人生风雨，依然对老师记忆犹新、感慨系之的一点原因吧。
梁实秋先生在晚年曾说，他的人生有“四大遗憾”：太多书没有读；与许多鸿儒没有深交，转眼已成故人；亏欠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的情谊；但悲不见九州同。九州不见同，所以“未曾与先生一通音讯，不知他云游何处”。先生教读书，施教化，而未及深交，已成故人。或许，这份“亏欠”之情，是先生写下此文追忆一位平凡国文老师的内在原因吧。
通过“至今”“以后”“回忆”等词语的反复呈现，文本记叙的内容及通过议论评述的叙述价值，在过去与现在的时空并行中得以复现和深化，使《我的一位國文老师》具有了更为复杂的两重时空、两重眼光、两重情感、两重评价。
用时间的双重视角这一可以勾连文本表层内容梳理和深层文本意蕴挖掘的主问题提要钩玄，可以使《我的一位国文老师》的解读更深入、清晰。
{1} 热奈特等：《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邬烈炎：《感受形式的意味》，《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3} 克莱夫·贝尔：《艺术》，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4} 吴周文：《作为“一代宗师”梁实秋的艺术》，《常州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5}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作 者：黄艳，中学高级教师，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世纪金源学校初中部教科室主任，研究方向：文本解读有效策略。
编 辑：杜碧媛 E？鄄mail：dubiyu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