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声音 女性口述历史的方法与口述史料的运用-妇女研究中心
陈诗佳 王雨婷 苏安娜
摘 要：口述史料采集的一般方法虽然适用于各种口述史料的采集，但普遍的原则与方法一旦聚焦于某个具体对象，还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转换过程。文章以宁波知青口述史的田野作业为缘起，就区域性口述史料采集的思考前提、基本方法和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等方面加以论述和归纳。
关键词：口述史料 采集 策略与方法 区域性 宁波知青
口述史是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其价值不仅在于再现历史真实，还在于重构历史意识；不仅在于描述历史，还在于解释历史；不仅在于佐证与补充旧有的书面文献资料，还在于发掘新史料。因此历史重建是口述史料不可忽视的作用。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将历史研究的视角从上层精英转向底层民众，去重新寻访那些扎根于泥土的历史，保存那些即将逝去的声音，多方面多角度地展现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口述史在历史研究中的特定价值，近年来，这种方法才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者所采用。在知青研究领域，就有刘晓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邓鹏的《无声的群落》（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朱维毅的《生命中的兵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等。
与口述史实践相关的理论反观也有许多成果出现，其中既有具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与方法（如岳庆平的《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王宇英的《口述史为何与何为》等），也有更为具体的知青口述史的操作原则（如刘晓萌的《关于知青口述史》、鲁京京、于知承的《知青口述史料的采集、整理与应用研究》等）。虽然知青口述史著作与口述史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于知青口述史料的采集具有很大的启发与指导意义，但把原则与方法转换为具体可行的操作方案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认真厘清与考虑。因此，本文以此宁波知青口述史的田野作业为例，探讨知青口述史料采集的策略与方法，并结合口述史料采集实践谈谈应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一、区域性口述史料采集的思考前提
口述史分口述史学和口述史料。口述史学是指主要以口述史料为依据撰写的历史，是采访者与口述者经过对话交流而合作完成的。而口述史料是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的三大史料之一，是通过口述方式收集的史料，有录音和文字两种形式。但目前对口述史的用法往往是两个内涵混用，造成了很多混乱。因此，口述史料的采集首先要厘清相似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采集对象的诸种因素，以设计更合理的采集方案。
（一）口述史料采集前需要明确的概念 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口述史料与回忆录、口述史料与访谈录是几对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概念。
首先，口述史料不等于口述历史。口述史料是个体讲述的历史信息，仅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而口述历史则应该是在众多口述史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历史研究的成果，它能从不同的视角全面呈现历史。其次，回忆录不同于口述史料。回忆录先于口述史兴起，其言说环境相对口述更为局限和隐晦，因此回忆录的叙述范围较为狭窄，口述史的真实度更高。至于访谈录与口述史料，也有明显的区别。访谈录是对被访者的访问记录，内容受限小而涵盖面广，口语特点突出，通俗易懂。口述史料的采集则是在对访谈对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沿着历史的线索展开的引导性提问与具历史意义的回答，有时会由于探究、思辨和论证的需要，而显得抽象且意味深远。
（二）区域性口述史料采集方案需考虑的因素 在理论上明确口述史料的内涵后，进入具体的口述史料采集设计就可以明确要做什么和怎么做，从而避免史料采集不全，或非口述性内容进入口述史料的现象发生。
首先，區域性口述史料的采集方案应该呈现区域性观察点的历史整体性。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宁波知青口述史料是为宁波知青口述史、宁波知青史做支撑的，应该全面呈现宁波知青的历史情况。因此，其背景性资料及宁波知青的基本概况是方案设计的前提。鉴于暂时无法找到1957年下乡知青的联系方式，因此，设计方案便限定在1964—1979年的时间段内，寻找不同地域、不同去向的下乡知青作为口述史料的采集对象。这些对象应该关涉性别、家庭出身、下乡时间、学历、婚姻、返城时间、后来职业等因素，以便于立体地重建历史现场。
其次，区域性口述史料的采访方案要充分考虑可靠性问题。口述过程中，要求口述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口述者的记忆、人格、三观、动机、口述时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心境、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对采访者的信任程度和对口述后果的预判等因素都会影响其话语的真实性，进而影响口述史的可靠性。鉴于此，可确定多个同类知青作为采访对象，或邀请受访知青的好友共同参与采访过程，通过多人互证、与文献资料印证等方式来甄别史料可靠与否。
另一个对口述可靠性起影响作用的是口述史料的整理者。尽管采访现场有录音和录像，但在整理过程中，整理者很可能因为自己没听清、不懂方言、缺乏背景知识等原因，把口述者的叙述内容转换错误。而在进一步加工成特定模式的口述史料过程中，整理者在材料取舍上与口述者的想法无法完全一致。针对这种现象，整理者往往需要多次征询口述者的意见，不断调整整理稿以达到最接近当事人本意和历史本相的程度。
二、区域性口述史料采集的基本方法
作为一种反映历史的方式，区域性口述史料的采集也应遵循口述史实采集的一般原则与方法，如记录对象的平民化原则；在采访过程中严格遵循口述者知情同意的原则；在整个活动中严格遵循忠实于口述者的原意、保护其个人隐私的原则；尊重知识产权签署相关协议，等等，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也有其特殊性。
（一）对象选择与问题设计要体现区域性特征 宁波知青口述史料的采集，作为区域性知青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体现为史料采集对象的宁波特征。它主要是指从宁波地区支边支农的知青。不过若从全面反映宁波知青生活的角度而言，宁波知青口述史料的采集还应该包括从外地城市来宁波插队的知青和与宁波知青结婚的当地配偶。
其次，对象的选择要体现出对宁波知青下乡时间、下乡去向、知青类型尽可能地全面覆盖。比如，在宁波知青口述史料的采集过程中，作为上山下乡前奏的1964—1966年，大潮涌起的1969—1973年，再起高潮的1974—1976年，都有多个采集对象；其中既有在黑龙江、吉林、本地农村插队的，也有去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浙江兵团下乡的，还有去农场和林场的。通过他们的口述可以呈现不同年龄的宁波知青在不同地域的历史记忆。
第三，对象的选择要体现出宁波知青人生历程的个性特征。比如在我们选择的口述史料采集对象中，有领导、下岗工人、艺术家、企业家、教师、医生等。通过他们的口述展现不同的人所经历的历史过程。
口述史料采集对象确定后，需要拟定采访问题。首先要具有个体的针对性。个人独有的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是最能触动口述者心灵的部分。采访中涉及相关问题，往往能够拉近采访者与口述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因此，在准备阶段应依照粗略的历史线索，通过与他人及本人的交流尽可能多地了解口述者的基本情况，为他们量身定制个案采访问题。
问题设计还要体现出与区域性相关的特点来。例如，天下闻名的宁波帮，素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精明务实的实践理念”“守信好义的道德追求”著称于世。在宁波知青身上，有没有与“宁波帮”精神相一致的精神品质？在知青返城后的艰难生活中，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在生活安定后的知青回访活动中，促使他们自觉回报的精神动机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挖掘宁波知青的精神具有重要价值。
采访者对采访问题的把握不能只停留在故事层面，还要根据谈及的人、事、物、机构和背景有较多的了解，对所谈议题有自己的见解，做好随机应变打开口述者思路的准备，以便挖掘更多的史料。
（二）采访手段与史料加工方法要遵循一般性原则
确定采访问题后，采访者要将采访问题交给口述者预览，以确认口述者对采访内容的认可，以利于口述者清理思路，并尽可能详尽地讲述相关的历史情况。采访者要努力达到与口述者之间彼此的信任感，从而使口述者有参与访谈的情感冲动和表达欲望。除了口述外，还应鼓励口述者提供与访谈内容相关的历史物证，如照片、日记、奖状等纪念品，一方面能帮助口述者挖掘记忆中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口述的可靠性。
“一个好的口述历史，不论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总是会预留空间让受访者说出心里的话，而不是想办法把受访者的问答挤进预设的问题和思考模式里。”？譹？訛因此在正式采访中，最好是让口述者自由地、自然地叙述。现场提问时，依照问题又不拘泥于问题，把“开放性问题”“特定性问题”和“追踪性问题”混合使用。？譺？訛可以先用聊天式的开放性问题投石问路，然后将问题逐渐缩小，提出需要精确回答的特定性问题，最后提出较为敏感、难以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当受访者对关键性问题避而不答或是答非所问时，采访者需要适时变换提问的方式，采用不同的词句追问同一个问题，但要避免对受访者造成二次伤害。除了提问之外，与口述者的目光交流或点头应和也能鼓励受访者继续道出事件的发展。
在倾听口述的过程中，采访者应该坚持客观立场，不急于判定口述者讲述的史实是否重要、是否真实可靠、对自己的研究是否有价值，只需要恰当地提问、耐心地倾听、准确地记录，充分调动受访者的积极性。
采访结束后，工作进入整理与加工阶段。所谓整理，是将录音转换为文字，形成录音整理稿；所谓加工，是将录音稿按照一定的结构进行内容上的调整，删去重复与无意义的部分，形成思路清晰口述史料。整理者应当要把采访本身当成一种历史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采访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整理加工的程序一般有四个步骤。首先，整理者需要将录音尽数转化为可读性文字，保留原稿。其次，征询口述者意见，确定哪些信息可以保留哪些信息不愿曝光。再次，根据一定提纲思路，将录音原稿转化成口述史料的形式，存疑处用红色字体标出进行查证，此为初稿。由于知青口述史料带有大量俚语，以及带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语言，因此在整理时要保持史料的原始性，切忌主观删改。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加工的初稿交给口述者审核，由口述者进一步完善后确认定稿。
三、区域口述史料采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通过宁波知青口述史料的田野作业归纳的区域性口述史料采集的策略与方法，能对相关实践活动提供有效的启示，其范围会超出知青口述史料的采集，从而彰显出方法的广泛意义。不过，方法有时也不是万能的，在口述史料采集的应用实践中，有些问题会跳出方法之外显出采集者不可控的一面。
（一）预想的采访对象无法全部落实 到目前为止，宁波知青口述史料的采集涉及了近三十名知青，虽然其中有生活艰难者，但比例并不大，而有相当的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者。有些知青在了解了采访对象后，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全是混得好的，他们能代表知青吗？过得不好的才是真正的知青！
这个问题其实是预想的采访对象无法全部落实的问题。虽然尽力在对象的确立上做过许多努力，請人帮助寻找生活在底层的知青来口述，但是反馈的结果往往是这部分知青不愿接受采访。我们只好从侧面了解他们的情况，比如询问现有受访者：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知青的整体生活状态如何，有无记忆深刻的人或事。但这种弥补十分有限，因为不同圈子里的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交往都很少，所得印象以外在的居多，与亲历者的讲述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二）采访对象的不配合 对于宁波知青口述资料的采集，绝大多数受访知青是全力支持的，但也有例外。一种不配合是临时变卦，退出采访。其中一例给出理由的是因为有过某种承诺，某些往事由于还未到时间节点，暂时不方便公开。而在答应采访时以为只是讲讲知青时代，并不知道要做史料；另一例则没有给出具体理由，但其态度的转变主要源于采访问题中牵涉对知青运动看法的问题。由此看来，政治于这一代的某部分人来说，仍然是一个不愿碰触的问题。对于他们的态度，我们选择尊重。另一种不配合是不按事先商量的采访要求进行阐述。虽然采访者与之不断沟通，但效果甚微。最后的口述史料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都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努力沟通，希望达到双方的平衡，实在不得当便只能排除于口述史料之外。
（三）口述者言说历史时的矛盾性 口述史与传统史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史料的来源不同。传统史学更多地借助于文献资料，而口述史料则源于生命的记忆。当以口述重建历史之时，构成历史的个体心灵信息很难让人漠视。宁波知青口述史料的采集人都是大学生。这种特殊的视角形成了两代人的对话，也形成了宁波知青口述的特殊格调。面对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尽管受访知青的生活状态各个有别，但他们普遍态度平和，对那段历史的态度更是出奇的一致：他们曾经受苦，但苦难是一种价值；当时国家也是迫不得已，应该以理解的态度面对那段历史。
这种具有集体性特征的观点非常耐人寻味。受访者对历史中的温暖细节记忆清晰，对负面的细节大多遗忘或美化，且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场合表现有别。曾有知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所在生产队均是学生出身，因而不愿偷东西，但事后在私下聊天中承认有过该行为。除却个体本身记忆的局限性，这是否意味着个体对于记忆有着主动选择性？对个体本身来说，是否意味着他们不愿否定自己的过去，但又希望用一个美好的记忆来包装过去？是否意味着他们选择了用原谅来淡视历史的伤害，用乐观来正视生活的前景？对知青群体来说，是否意味着他们相互理解，并自觉在公众场合维护群体形象？是否意味着他们对国家具备高度的认同感和深度的责任感？是否意味着这是他们对年轻一代的特殊保护？随着采访的深入和后期整理的细化，我们需要进一步来思虑这个“意味”。
总之，针对宁波知青的口述史料采集的田野作业，留下了历史的回忆，也留下了一些可解或不可解的问题。作为区域性知青史料采集的实践活动，其开展既得益于口述史方法的原则性指导，又得益于实践者针对具体对象的全面考量和具体操作方案的细化。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需要考虑对象的选择，既要顾及整体，又要体现特色，同时还要保证操作性，简单易行。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其中的思路与操作方式又生成了区域性口述史料采集的策略与方法，从而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与飞跃。尽管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不能完全都能依靠方法来所解决，但能够发现问题本身就意味着它终能探索出一条解决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