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故事简笔画片
摘 要：长期以来，对于文本主题的过高关注，使得人们往往忽略了小说写作技巧的重要性。纯熟的文字、精巧的设计、流畅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题的完整性和接受度。小说《孽子》的写作视野趋于边缘，同性恋者长期以来的异端形象和暧昧定位，使作者必须注意如何巧妙地运用技巧将文本主题循序渐进且清晰完整地传递出来。《孽子》通过以对话呈现画面的写作技巧、独特的写作观点的确立、情节的回溯和对接、对于同性恋世界进行完整且真实的刻画，清晰地传递出了小说的主题——无法抵抗的天性选择和无法泯灭的真挚情感，确立了同性恋者为“人”的合理性身份，也是整本小说的社会价值和使命所在。
关键词：写作技巧 文本主题 同性恋 身份认同
一、对话形式的戏剧呈现
对话描写代替一般敘述是典型的戏剧创作的手法，人物语言所呈现的生动画面能够避免叙述的尴尬生硬，将人物信息准确完整地传递给读者，并通过说话人的用语习惯和语气更加生动地刻画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地展现人物命运。话语是一定程度上心灵的自述，说话人倾诉对象的选择以及内容的袒露和隐瞒，都能够传递人物复杂且真实的心理。用对话刻画人物、交代背景、推动情节是白先勇小说创作中较常使用的典型手法之一。作家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手法以及西方文学理论充分吸收的基础上，完美地发挥了这一写作技巧的魅力。在《孽子》中，白先勇以阿青为线索，记录了其与各色人物的对话；随着对人物情感世界的层层深入挖掘，展现了同性恋者在社会的边缘地带个体和群体的命运走向。
欧阳子在对白先勇《台北人》系列的分析中提出，“白先勇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宿命论者。他的种种迷信观念，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完全符合。”{1}《孽子》也并不例外地蒙上了宿命论的色彩。“孽”之一字的定调首先就被作者落在了命运的“孽”之上，但同时作者又将人物在对于命运的挣扎和反抗中所传递出的亲情、友情、爱情的真挚和热烈进行深刻的描摹，从命运的无可回避和情感的自然流露中，确认了同性恋者除性取向之外无异于“人”的根本属性，从而建立起同性恋为“正常人”的身份认知。
“去吧，阿青，你也要开始飞了。这是你们血里头带来的，你们这群在这个岛上生长的野娃娃，你们的血里头就带着这股野劲儿，就好像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你们是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如同一群越洋过海的海燕，只有拼命往前飞，最后飞到哪里，你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阿青初到这个世界时元老郭公公对他说的话，实际上是作者在一开始就对同性恋者命运的判决，借由书中人物以经验和劝导的口吻道来，更使得这样的预言增加了分量。其后随着人物的逐个登场果然一一使其得到验证。
就个体而言，除了对人物外貌的生动刻画外，其性格、思想、情感的描述大多是通过对话的展现来实现的，并且人物各自的命运走向也在这样的对话信息传递中得以明晰。阿凤和龙子各自放逐的命运以及破败的爱情；老鼠有兄长乌鸦可以依托，却屡遭毒打，终于不堪忍受而逃离，只剩下一个破破烂烂的“百宝箱”成为最后的寄托；父亲坐牢、母亲逃离的吴敏，留恋着张先生温暖舒适的房子，被狠心抛弃、伤及生命却还是舍弃不下“刀疤王五曾经给过的温暖；刁蛮泼辣、骚包机灵的小玉，却经历了父亲和母亲的两次抛弃，早早看清爱情的不可依靠，只一心期盼着亲情的救赎；杨教头开了又关的“桃源乡”，只是想给无枝可依的鸟儿们提供暂时的落脚之地，等等；世俗生活的不同走向却反映出了本质相通的命运悲剧，其中爱情的苦痛、亲情的渴求、友情的依偎贯穿始终，他们不再是人们眼中模糊而畸形的影子，而是活泼泼的血肉丰满的人的存在。
在这之中，除了阿青、阿凤、龙子三个主要人物外，小玉是作者着墨最多的形象，其所承担的意义也十分的深刻沉重。在他与阿青、母亲以及情人老周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漂亮泼辣的“小玻璃”怀揣的绚烂“樱花梦”下掩藏着的伤痛的灵魂。他是这个世界中活得最清醒冷静的人，认识到“男妓”身份的浅薄本质，“我跟老周也有一年多了。今晚他那些话，很好听么？就算我不好，在外面野，他来找我，讲几句好话，我也会跟他回去了的，到底他对我还
不算坏哪！你听见了？他骂小爷是卖货哩！笑话，他又不是百万富翁，那两个臭钱，就想买了小爷了？”对于“还不到三十就像从坟里爬出来的”赵无常，他鄙夷又可怜，同时清晰地看到了自我命运的走向。这样的觉醒者和反抗者的形象在整本书中是独特的，但在这样的觉醒和反抗中，他也在父亲和母亲的两次抛弃后陷入对于“失根”的迷茫中。在与阿青的交谈中，他说起自己的“樱花梦”，并不一定要认回父亲，只是要“知道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就行了”，即使他已经死了，也要捡回他的骨头，在乡下好好造一个墓，“以后清明，我便可以真的替他去扫墓了”。对于父亲的找寻固然有孺慕之情、寻求亲情的庇护的期待，但在小玉的话中透露出来更多的是对“父亲”这一形象存在的确定，更本质地反映出的是对自我身份合理性的确认，是对自己能否“改名换姓，从头来起”生存正当性的确认。放弃爱情、渴求亲情、维护友情，甚至可以说，小玉是作者笔下最符合“青春鸟”想象的人物。
在对群体形象的刻画中，作者并没有采取更有利于客观描述的全知视角叙述，而是仍旧借书中人物之口饱含深情地将目光投向那些躲藏在黑夜里的人们。
台湾新公园里进行交谈的人们就已经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但对同性恋群体描写得最为典型的是在从美国回来的龙子的口中所看到的世界。在他与阿青肩并肩躺在床上时，他向阿青讲述纽约中央公园凶恶的人群、高楼大厦下逃窜的身影、精神病院男护士漂亮的眼睛和手中的针管，以及他带回家的一个一个有着痛得在跳的眼睛的孩子。“然而，阿青，哥乐士失踪了，可是在纽约曼赫登那些棋盘似的街道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哥乐士那样的孩子，日日夜夜，夜夜日日，在流浪，在窜逃，在染着病，在公园里被人分尸，那么多，那么多……”这样的对话描写，作者不是要读者停留在局外人的角度，而是随着龙子的讲述亲身体会，一段话在讲述时必将倾注说话人的情感和体悟，在这样的感受中，读者可以说是参与到了同性恋者的群体命运中，与其同呼吸共命运。当看到龙子讲述他坐在中央公园的阳光下一块块割下自己的肉来感受痛感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可以感受到他内心自我放弃的麻木绝望。但即使是在这样的麻木和绝望中，作者依然强调真挚情感的产生以及其所带来的救赎的力量。龙子将一个个蒙受着苦难的孩子带进自己的公寓，努力地拯救他们“痛得在跳的眼睛”直到一把尖刀刺入他的胸膛，麻木褪去，他重新感受到了肉体和心灵的疼痛。这样相似的情节也曾出现在郭公公的讲述中，这一方面似乎直白地指出同性恋者“孽”之深重，无可救赎；另一方面作者却又在书中始终未曾中断这样的温情。矛盾对立并不是作者的最终意图，小说最后主人公阿青与新来者罗平相携离去的背影才是作者的情感指向。作者并没有刻意地回避同性恋者丑陋黑暗的一面，而是在对话中，用充满温情和怜惜的笔触，表达了内心美好的愿望，并且在这样的表述中，宏观地呈现了同性恋者的生存背景和姿态，在群体性的悲剧中含而不露地传达出作者要求建立同性恋者正当平等的生存资格的要求。
二、叙事视角的虚与实
白先勇在与胡菊人的谈话录中提到，在西方现代小说的创作中，写作观点的选择十分重要。观点决定了文字的风格，决定了人物的个性，甚至决定了主题的意义。{2}《孽子》这部小说从表面看是以李青为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的描写，然而在这样的记录中，作者却巧妙地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不动声色地转换了叙事视角，恰当地设置了作者与人物的距离；在对人物形象和情节设置有意的强调和弱化中，将现实描摹升华至象征意象，虚实相接，使读者得以准确地捕捉焦点，深刻蕴藉地传达出文本的主题。
作者写作观点的确立首先体现为第一人称视角下“情”与“孽”的现实描摹。“我们趁着黑夜，鬼祟地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件件黝暗腐朽的客栈，捕捉一具具面目模糊的人体，在天未亮之前，从各处的角落里走上大街，拖着流干精液的身体，捏着一叠沁着汗水的新台币。”肉体的狂欢下灵魂的空虚是其“孽”感的根本来源。在李青的心目中，自己与母亲一样载满着罪恶的身体是无法在生的时候回到父亲身边的。这样自我“罪孽”的认知注定了他徘徊逡巡过家门而不入的漂泊流浪的命运。而在其流浪过程中，他对于每一个相似于弟娃的孩子的爱护，对于母亲的理解和怜惜，对于父亲的愧疚和思念都在全书贯穿始终的内心剖白下纤毫不落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尤其是在对于父亲的情感方面，作者采用了大篇幅的文字来直接表达：“不，我想我是知道父亲所受的苦有多深的，尤其离家这几个月来，我愈来愈感到父亲那沉重如山的痛苦，时时有形无形地压在我的心头。我要躲避的可能正是他那令人无法承受的痛苦”“我要避开父亲，因为我不敢正视他那张痛苦不堪灰白苍老的面容”。对于李青，作者无疑是倾注了极其深刻的情感的，同性恋者的身份使得他无法直接做出辩护或者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第一人的写作观点的确立、真情与罪恶的双重承受，使得同性恋者困于天性的欲望和情感之中的挣扎苦痛得以深刻地传达。
如果说阿青第一人称的内心剖白是对现实的真实刻画，那么阿凤则被作者放置于旁观的视角下，在第三者的讲述中将人物形象刻意地虚化，提升到象征的层次。阿凤是故事中逝去了的“野凤凰”，他几乎被作为一个图腾，他疯狂的爱恋和奇特的命运被公园里的人们传颂和景仰。他与龙子的爱情热烈而绝望。“你要我的心么？我生来就没有这东西”“你哪里知道？总有一天，我让他抓得粉身碎骨，才了了这场冤债”“那段时期，常常在深夜里，龙子做了一部计程车，满台北找了去，见了人就问：‘你看见阿凤了么？”在旁观视角下对于“有心无心“和“逃离与追逐”的不断重复，既表明这两人感情的真挚热烈并不亚于世间任何一对相爱的恋人，更加突出对于“命定之‘孽”的描述。郭公公口中他不祥的出身、灵异的禀赋、乖戾的性格、难缠的脾气，说他与龙子的相遇是“气数已到”，遇见了“煞星”，傅老爷子口中“从未见过那么贱的长相”，这一切的叙述都带有白式“迷信”色彩。并且，作者此处还采用了象征的手法，“奇异的哭声”、多次被强调的无意识的泪水，其内涵随着观点的不断转移层层揭开，“把血里的毒哭干净”。这与前文郭公公所说的“这是你们血里带来的”相照应，点明了是“毒”，即“孽”字内涵的再一次强调。然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于此处强调的“孽”仍是上天给予的，所要表达的并不是批判，而是對阿青口中无法反抗的“罪恶而肮脏”的情欲的正名，也是作者“宿命观”的又一次体现。此处写作观点的转换、作者对于象征和虚实相应手法的巧妙运用，在充分提升小说阅读美感体验的同时更是将文本的主题深刻地传达出来。
三、情节的倒置与对接
在整本书中，作者安排了亲情和爱情两条线索的发展。亲情的描述几乎可以体现在书中每一个主要人物的身上，并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作者将读者的目光有意地引向“父子”情感的纠葛。小玉执着的“樱花梦”、吴敏对于张先生和老鼠对于乌鸦近乎于自虐的依恋、杨教头对于原始人阿雄仔的庇护、傅老爷子对孤儿院孩子的悉心照料等，都是父子情感的深切袒露。而对于“龙凤”爱情的描述在第一次郭公公的讲述中就已经确定了基本的轮廓，但其具体细节的补充和丰满却贯穿全书，直到阿青无意中向龙子提起傅老爷子使其二者得以见面时，才使读者猛然惊觉。爱情故事情节的一次次回溯，使其成为一条隐秘而有力的线索，将爱情与亲情紧密相接；阿凤与龙子的爱情故事看似只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却在作者的巧妙安排下串联起了三对父子的命运，并且特别是通过三者的对话，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在对过往的回忆和与现实的相接中实现了父子情感的融合。
傅老爷子不仅仅是“龙凤”爱情与亲情悲剧的旁观者，也亲身经历了爱子的逝去，作为书中唯一个被作者赋予了表达权利的父亲形象，在与龙子会面之后，他不仅将为人父者、与爱子生死相隔的苦痛和怜惜在龙子的指责和怨愤下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更向阿青讲述了他在独子傅卫从天之骄子走向自我灭亡后陷入的精神枯寂，但除夕夜与阿凤的相遇使得他实现了对自身和爱子命运的救赎，而阿青更是在对“龙凤”爱情故事深入体会的基础上，在与龙子和傅老爷子的交谈中得以实现对父亲情感的层层明晰，并最终在为傅老爷子抬棺的过程中实现了新的父子关系的构建。作者这样的情节安排设置，使父子间因为传统模式下情感表达的空白以及生死相隔所造成的交流和理解的阻隔得以消除。
“这些被‘父亲逐出‘家门的‘孽子们，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终于重获以傅老爷子为代表的‘父亲‘（主流社会和传统道德的象征）的‘父爱，他们也在为傅老爷子送葬的过程中，恢复了‘人子的身份，实现了由‘人子被放逐为‘孽子、再由‘孽子回归‘人子的转变，在精神上获得重生。”{3}刘俊在所著《白先勇传》中这样描述，这样的回归的可能性的提出则在公共伦理道德层次上提出了对于社会的呼吁，更加丰厚了作品的价值底蕴。
《孽子》对于同性恋群体在边缘化的现实境遇中，由于自我身份肯定和社会身份认同的缺失所导致的爱情和亲情悲剧的描写、戏剧式的对话描写、灵活的写作观点的转化、巧妙的情节设置，避免了叙事的片面单薄以及情感表达的直白僵硬，在丰富的情节和丰沛的情感表达中，传递了作者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客观认识和深刻思考，委婉但坚定地表达了建立同性恋群体平等合理的社会身份认同的愿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1}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2卷：《台北人》，附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和索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
{2}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4卷：《第六只手指》，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3} 刘俊：《白先勇传 情与美》，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页。
作 者：赵婷，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国际教育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台湾文学。
编 辑：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