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
徐厦++王利方
摘 要：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相较之前有很大发展，这是特殊阶段社会各种推动力的综合。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它的曲折发展，也是特定阶段知识界努力的结果，其对社会的整体文明和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国初期 女子教育 辛亥革命
近代女子教育主要是指女子所接受的学校教育，是指狭义上的教育。近代以前女子也受教育，但不是学校教育而是广义的社会教育。教育是社会的一项重要功能，本无男女性别之分，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父权制文化的影响，男子在社会上处于主导地位，相对的妇女就处于从属地位，社会地位低下，也被剥夺了受教育权，深锁在家庭中，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但随着清政府被迫打开大门，进步思想传入，女子教育问题逐渐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成为历史舞台上一个关键的聚焦点。
一、民国初期女子教育产生的动因
民国女子教育是民国教育的一个支流，其跟随主流民国教育的整体发展而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民国教育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贴上了特殊的标签——“新旧之争”，女子教育更是这个舞台上的矛盾聚焦点。主流教育的发展是靠国家推动的，而女子受教育的官方推动力也主要为政府，政府在特殊时代——时代的落差、中西文化冲突的驱使下，必须加强女子教育。
朱有■先生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1}中所述：“时代落差，是近代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急骤转变的矛盾运动的表现”，这是一种教育形态上的“新旧之争”。“旧”是以儒家文化为圈划的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其范畴中的学校教育坚定地维护与阐扬三纲五常、“重义轻利”的传统世界观及其精神状态，旧官僚、军阀、地主乡绅、新军阀势力则是其忠实的维护者。“新”是现代教育，立足于实验科学、商品经济及相伴而生的人文精神，以自由主义的批判精神为动力，以功利主义为目的，新教育培养的社会成员要求实施“新”教育。“新旧之争”下的教育观念，决定了女子教育一定会被执政者重视，从而得到变革和发展，这是时代发展的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向。
西方女权思想的传入，也是20世纪初中国兴办女子学堂热潮的诱因之一。这一时期，关于西方资产阶级妇女理论的书籍得到传播，其宣扬的理论成为女子教育平权运动的理论指导，这些理论的传入具有“将男女平等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事形态的意义”{2}。女子教育问题发展到五四运动时期，已经由争取初等教育平等权转变为要求接受高等教育，1920年邓春兰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标志着中国女子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而且标志着中国男女教育平等进入了更高层次。
二、民国初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嬗变
1.辛亥革命前女子教育的初步发展
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之前，大众已经开始关注女子教育问题。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资产阶级维新派决议变法，并把教育作为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教育来改变清政府的积贫积弱，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教育是变法的根本所在，通过开展资本主义教育能够开通风气、培养人才。如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言：“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4}，而女子教育作为新的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维新派的极大关注。
在1898年的“百日维新”期间，广设学校成为实行“新政”的重大措施之一，兴办女学也成为资产阶级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女学的兴办。我国第一所自办的女学——经正女学，其首批招生全是上层社会的名闺才媛，由开学时的16名至暑假后40名，同时设立分校，就近招收20余名走读生。女学的兴办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一系列政策随之废除，但是女子教育的问题已经在人们的心中埋下种子。
1901年之后，随着清政府“新政”的开展，又一批学堂出现，并要求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学堂教学规范化，制定新学制的问题展现在教育学界。中间历程曲折，1904年1月，尘埃落定，张百熙联合张之洞改订章程，经清廷审核，重新修订的学堂章程叫《奏定学堂章程》，也称《癸卯学制》。
《癸卯学制》是经过正式的法律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制。它对课程设置、教育行政管理及学校管理体系等整个教育系统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在这个完整的学制中，对女子教育问题却只字未提，只是在《蒙养家教合一章第一》中提到，女子应当受到教育，只是教育的场所要在家庭范围之内，并要遵守封建礼教规范，由此看来，此时的清政府仍是以“三从四德”作为对女子的禁锢。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提倡天赋人权，女子享有和男子一样的权利，社会各个阶层都开始认识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终于在1907年3月8日，学部集合各方意见，向朝廷奏请《奏定女学堂章程折》，将设立女子学堂的原因及事宜作了详细的说明，提出设立女子师范学堂，也叙述了其根本用意“故家政修明，国风自然昌盛。而修明家政，首在女子普受教育，知守礼法。又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故凡学堂教育，必有最良善之家庭教育，以为补助，始臻完美。而欲家庭教育良善，端赖贤母，欲求贤母，须有完全之女学”{5}。即使这是清政府在穷途末路的自救，但是仍促进了女子教育的进步，但是并没有实施。
2.辛亥革命后女子教育的蓬勃发展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部总长，他以新的教育观念构建教育体制，将女子教育纳入正常教育轨道。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 可以设立女子中学和女子职业学校。9月以后，“壬子癸丑学制”逐步形成并开始实施。这一学制在教育体制、修业年限等方面有较大的进步。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男女教育平等精神和允许私人开办除高等师范学校之外的各类学校的规定，鼓励和促进了女子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政府特别注意到了女子师范教育的重要，在《推广女子教育案》中对女子师范教育做出了详尽的规定：“1.增设师范学校：各省区如有未立师范女学者，当令设立。如已设立，而因校址有限，不能容受多生，以致服务生不敷分布者，应于适宜地点设法增立。2.师范学校附设讲习科：师范本科修业年限较长，应需师资，迫不及待。宜就师范学校附设讲习科，以收俗成之效。3.师范学校设立第二部：各省有已在女子中学毕业，愿任教员，缺乏教育知识者，应于该省区师范学校，筹设第二步，得于短期内成就师资。4.择适宜地点设立师范讲习所：各省女子师范学校多设于省会，各县之有志师范者，每因道路遥远，费用较多，致难就学，而师资遂因之减少。应于各省区择适宜地点，设立师范讲习所。”{6}且在《师范教育令》中规定师范学校的体系为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和私立师范学校。在女子教育初步发展的背景下，3月20日，湖北女子教育总会成立，同时，湖南女子教育会也在长沙成立。虽然教育部将教育会厘定为“研究教育事项，力图教育发达”、仅有向官方建议权的研究团体，但事实上成为维护女子教育的重要机构。{7}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教育界的复古持反对意见，认为以“良妻贤母”为女子教育的唯一标准是倒退。10月，陈独秀发表《今日之教育方针》，从民主、科学的角度主张学习欧美“智德力三者并重而不偏倚”的教育方针，“去其不适以求其适……补偏救弊，以求适世界之生存”，提出“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8}的教育方针。蔡元培在上海爱国女学校发表演说，主张爱国女学之要务在于养成完全人格，首要之事是体育，其次是智育，但德育亦极重要，“因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9}。
五四运动前后，妇女解放的呼声高涨，其以女子教育为根本，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在舆论的呼吁以及教育界人士的努力下，北京大学率先招收女生，各地高校纷纷效法，使女子教育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915年4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召开，湖南省教育会提出《壬子癸丑学制》，使女子教育获得了相当的教育权利。湖南教育会指出《壬子癸丑学制》的弊端，他们在提出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涉及修改女子教育的内容有四点：“（一）图女子教育之便利，且予以得受高等教育之机会。而其升学程度，不减于男子。改女子高等小学校、女子中学校为女子高等学校及女子文科学校；（二）增广征收师范生之途径，遂分男女师范学生为二部；（三）图女子专门教育之发展，遂增设女子专门学校；（四）男女重点教育之基础已善，遂废止大学预科，且许女子有入大学之机会。”{10}这次会议后，新学制虽未当即制定出，但却积极推动了新学制的制定。
多种因素的促使，使新建立的北洋政府感觉到，旧学制的存在与改革教育的要求不一致，于是在1922 年9月召开了“学制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于当年10月送于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征求意见。11月1日，新学制由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在全国颁行，新学制正式诞生，也称“壬戌学制”。它总结了民国元年以来的教育改革经验，在学制的时间设置、专业选择、课程标准等方面取消了男女限制，中国妇女终于在形式上完整地获得了教育权利。
三、结语
女子教育的发展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是社会进步和文明进步的综合产物。民国初年，是中国近代由封建专制向民主共和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也势必打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烙印，但是各种性质的互相推动，又使得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独具特色，培养出了一批至今为止令人折服的女性。时代的发展、政府的推动、法律政策的制定都使得女子教育趋于完善。女子教育的发展，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参与、共同影响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2]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4 卢燕贞.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1895—1945[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