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 大衣哥 是乡村社会的一曲悲歌
摘 要：十五万字的《极花》今年年初在人民文学刊登，成为了贾平凹字数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贾平凹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一直笔耕不辍，并以描写乡土文学而著称，在最新的《极花》中，他聚焦妇女被拐卖、农村男子娶媳妇难以及人们追寻身份认同的努力等现象，作品延续了作者对乡村沦落的担忧。
关键词：《极花》 乡村 出路
贾平凹是在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热潮中被人们所熟知的作家，他凭借《商州初录》等一系列的著作崭露头角，将商州的地域文化，包括那些清新自然的风土人情、传统风俗、特色风景带到观众眼前，他四十多年的时光都投注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秦腔》《白夜》《土门》《古炉》，直到最新的作品《极花》，他开始关注偏远乡土男性的婚姻问题以及由此而来的农村衰败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贾平凹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传统文化深沉的责任意识。
一、乡村衰变的社会现状
贾平凹所寫的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以陕西山村为背景，陕西的山村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宗教习俗和礼仪民风，贾平凹通过对商州这块地域的描写，在浓厚的地域风情中展现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认识。在作品中，作者极力描写陕西淳朴清新的地域文化，那透着混沌之气的、沁人心脾的原始村落成了人们心灵寄托的家园，成了无数流浪在外的游子魂牵梦绕之地。然而，作者对这片未开化的土地透出了隐隐的忧患，这个封闭的乡村在城镇化的脚步到来之际，已经躁动不安，在此作者已经看到都市对乡土世界实施规约的模本。在《秦腔》中作者所描绘的是一座乡村的废墟，按贾平凹自己的阐释那是凝聚了他对当代乡土中国的全部血泪般的理解。书的封底有这样的句子：“当代乡村变革的脉象，传统民间文化的挽歌”，还有“魔幻笔触出入三界，畸形情恋动魄惊心；四稿增删倾毕生心血，一朝成书慰半世乡情。”{1}
在全国脱贫致富的过程中，乡土中国正在遭受种种裂变，这些困境让农民和农村被边缘化，农村遭受的各种困境在《极花》中继续受到关注和反思。《极花》取材于真人真事，十年前，贾平凹的老乡向他诉苦，老乡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破烂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父母整整三年都在寻找，女孩好不容易经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却不堪忍受周围群众围观的“暴力”，在父母让她远嫁的时候，女孩留下了字条又回到了那个被拐卖的地方。
简单来看，这是个被拐卖和解救的故事，然而事情的结局出人意料。这样的新闻在报纸网络等媒体上每天都会发生，贾平凹不仅仅讲述了一个社会新闻，而且以这个新闻为切入口，去探索这个社会的病灶，着眼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以及城市不断壮大的同时，农村迅速凋敝，作品具有震撼人心的现实冲击力。“时代的面影总是在新闻的惊悚中匆匆掠过，而时代的精神却可以在小说的幽深中长存。”{2}
《极花》是具有现实提问能力的小说。贾平凹坦言，写《极花》时，他尝试呈现今天的文化、社会和审美精神动向，“我不能漠然于现实，不能躲开它。那块地方究竟坍塌流失了什么？村庄是常年驻雪的冰山还是一座活火山？以个体经历为线索，我着力探求群体性人格。”{3}作者葆有忧天下之忧、乐天下之乐的儒家情怀，注目于他心之所系的、生他养他的乡村。拐卖这件事正如一把刀插在心中，让作者在十年之内辗转反侧，寝食难安，作者目睹他钟情的乡村一步步走向衰败，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那些醇厚的乡俗风情、那些值得珍视的地域文化逐渐被遗忘，更重要的是维系乡村的珍贵的道德精神在凋敝。《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仅仅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作者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
二、衰败乡村中的人群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代，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徙，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城市光鲜亮丽的生活选择做一株漂浮的无根的浮萍，在这个动乱的社会背景下，作者在描述这些农村的光棍问题的同时，反映了被拐卖女子如“胡蝶”“郝艳敏”这一社会毒瘤问题，也反映了这些被拐女子融入这个城市，最后又走向失败的努力的悲剧。
（一）众多被拐卖的女子。胡蝶只是被拐卖女子之中的一个。胡蝶用妈妈捡两车破烂的钱去换高跟鞋，买新衣服，当她被困在那个穷乡僻壤的疙梁村时，那双高跟鞋成了她与外界世界，与她心心念念的城市生活的唯一联系。而值得玩味的是，黑亮爹白天把高跟鞋用水桶放在井底，晚上又把它从井底打捞出来，这双高跟鞋也象征着胡蝶的处境。胡蝶在这个村里过着非人的生活，终于，她被解救了。当胡蝶被救回城市的时候，面对周围人的舆论暴力，她越来越沉默，并逐渐处于失语的状态。半年之后，胡蝶没有遵循父母的逼婚远嫁，而是留下了小纸条，又回到这个被囚困的村落，她的命运便成为了一个解不开的死局。文中有这样的情节，胡蝶在被强暴的夜晚，精神和灵魂脱离，她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观察和感受那些单身的男子们对他的施暴，胡蝶本人和蝴蝶惶惶然不可区分，这也暗示了女孩悲惨的结局，胡蝶成了被折断翅膀的蝴蝶，飞离了那个村子，却逃脱不了这个牢笼，最后又甘愿被束缚。
贾平凹以小说为新闻事件赋形，揭开时代面影，挖掘拐卖之地的生存状态，探究人性的“褶皱”。胡蝶回到被拐卖之地，这个结局在最开始是令人惊讶的，人们惊讶于故事的结尾，大多数人期待着胡蝶会受到父母爱的感化，受到社会关注和帮助，这些善意会抚慰胡蝶的创伤，让她走出阴影。或者胡蝶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应该响应时代的号召，回应鲁迅所探讨的娜拉出走的问题，塑造出一个敢于反抗时代的女性形象，与这个压迫人的乡村决裂。作者却用陌生化、反常化的手法打破了人们的视野期待，胡蝶最终做出了选择，回到被拐卖之地，这个结局隐含着深层次的文化因素，贾平凹将触角延伸到人的心灵深处。
（二）数量众多的单身男子。在中国，拐卖和解救的社会事件实在是太多太多，作者关注的是“为什么要买媳妇？这背后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4}。在《极花》中作者呈现了令人心酸的一面，年轻人都去外地打工，剩下的女人要么是像麻子婶一样的妇女，要么是訾米、胡蝶等被拐卖的女性，这些女性都被像牲口一样管着，以免逃跑。村里人的任务在于想方设法地去寻找女人，去寻找传宗接代的工具。《极花》里的圪梁村人没有更多的要求，只希望拥有可以为他们传宗接代的女人。为此他们不敢在窑前栽木桩，怕应验将不再有女人的说法，有人甚至请石匠铸造石女。
圪梁村處于穷乡僻壤之间，村里只剩下那些老爷爷和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如同残山剩水的瓜蔓上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然而他们村里却盛产极花，极花在寒冷的冬季是虫，在炎热的夏天在死去的虫子的尸体之上却开出极其艳丽的花朵，并且这种花朵是一种让男人欲望大增的草药。在满是光棍的乡村却以挖掘、贩卖极花而闻名，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在圪梁村，男人们并不以露出自己的性器官为耻辱，性欲满足的需求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点亮了火星的荒原。极花的大力种植对这种欲望的刺激，正是生命力的外在显现，圪梁村的生命力已从人的身体转移到了植物的身上，植物的大量贩卖，农村女性的大量外流就是圪梁村生命力外流的象征，这也是传统文化衰落的开始，作家痛苦地书写了一曲乡村挽歌。
作家借《极花》中黑亮之口喊出自己的声音：“国家发展城市，城市就成了个血盆大口了。吸农村的钱，吸农村的物，把农村的姑娘全吸走！”{5}——在此种情境之下，小说中圪梁村人的“反抗”便显得意味深长起来。让外来的女子进村是这个村子对城市化的绝望反抗。
（三）寻找身份认同的大众。小说不仅反映了被拐女子的险恶社会处境、偏远农村的单身男子婚姻状况，作者在此借用这种特殊的逆城市化向度，不断地探寻社会与人性边缘的善恶之花。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极花》对“胡蝶们”的现实困境有着深刻描摹，主人公的最终选择某种程度上突显了在城市环境里难以获得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尴尬，这同样存在于进了城的庞大乡村群体之中，当然这也包括作者这个土生土长的乡土作家。
胡蝶从偏远山村进到城市和捡破烂的父母一起生活，她听到人们夸赞她像城市人而欣喜不已，希望比城市人更像城市人，宁愿维护自己的城市人形象而不去捡破烂，也不去做保姆，她的一言一行都以城市人为标准，自己也以城市人自居，纵使这样的生活水准超过了她和她家庭的承受能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乡下女孩极力融入城市的努力，胡蝶读了初中，有一定的知识，但她第一次找工作就被拐卖了，又回到了农村，最开始她不满于所处的环境，自然要进行反抗，绝食、逃跑、反抗强暴、喝草药打掉孩子，在进行这些反抗的时候，她逐渐认识老老爷、麻子婶，还有同病相怜的訾米等邻居，也逐渐感受到黑亮一家人所给予的诚挚的关心和体贴，因此渐渐融入到圪梁村。胡蝶领悟道：“正因为自己厌烦着村里人，所以这些人才这样丑陋，正因为自己不爱这里，所以眼前的一切都混乱着、颠倒着、龌龊不堪着……”{6}胡蝶本应该像祥林嫂般见人就控诉被拐卖后的屈辱和被解救后的伤害，但她终究在黑亮一家的感情中完成了身份与文化认同，控诉也化为了絮絮叨叨。
这种转化其实也是作家本人的变化。贾平凹不同于张承志、梁晓声、史铁生等知青作家，贾平凹作为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他的骨血已经融进农村，虽然20世纪80年代的这批作家都有着对城市的厌恶以及对乡村的怀念，但是与贾平凹的这种心态有重大的区别。贾平凹对城市的厌恶是他在没有融入城市之前就有的情绪，贾平凹对城市的这种抗拒心理使得他无法很好地融入城市中，而是更加醉心于淳朴的商州文化。他总是喋喋不休地念叨着自己是山里人，“就像山地里有着纵纵横横的沟岔一样，像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7}正如我们所知，贾平凹之前在他的作品《六棵树》中，写到那株痒痒树一旦移入城市就失去了根和生命。但到了作品《极花》，虫草“极花”在冬天是虫，到了夏天却开花，虫草间可互化，寓意女主人公如“极花”一样完成了她在城乡间的定位。胡蝶在这里并不是因为被城市抛弃，达成了与圪梁村的和解，因为胡蝶本不属于那个城市，她是农村的一份子，只有农村才能在骨血里认同她，理解她，圪梁村的淳朴乡风和人情风物让她找到了归宿。
《极花》讨论的是最后的乡土和最后的农人如何在当下生存下去的故事，而在胡蝶身上所赋予的无处皈依的撕裂感和漂浮感是贾平凹对转型之下社会现实既无序亦无解的认识。
三、衰败乡村的出路
自从《极花》出版之后，社会舆论便产生巨大反响，作家在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拐卖妇女可以缓解农村剩男问题的这一倾向无疑会引起女权主义者的批评，由于社会转型、乡村衰败，剩男问题的涌现不应该嫁接到女性身上，特别是底层妇女的身上，而且女子涌向农村并不是缓解农村衰败和剩男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解决措施有待深思熟虑。《极花》的出版引起广泛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多重伦理困境：文学作品和现实社会的冲突、女权主义和乡村婚恋的冲突以及农村剩男问题和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冲突。
圪梁村可以说是保存着前现代场景的乡村，在这块蛮荒之地，男人们生存的动力是为满足他们的消化器官和生殖器官的欲望，而女性则成为了繁衍后代的工具。可是这块土地不仅养育作者成人，更是作者心灵的港湾，是作者心心念念隔断不了的所在。文章对以黑亮为代表的男性表示了同情，用真挚的笔触描述了黑亮对胡蝶的照顾，老老爷对胡蝶所做的心灵安慰，还有胡蝶在这片土地上淳朴的友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矛盾的心情，作家试图找寻出路的努力。
贾平凹所选取的现实题材实际上将中国的剩男问题和拐卖妇女问题相结合，这两者都是社会热点问题，贾平凹聚焦社会问题，反映社会现实，对于作家而言这本身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感。“作家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对于贾平凹而言，他尽到作家的本分和责任，去反映、去揭露、去批判现实。对于他绝大部分文学作品的孕育之地——“商州”，这块地方是作者的精神家园，他对乡村的衰败的惋惜之情是合乎人性的，也是目睹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一位有血有肉的作者满怀的赤子之心的表露，作为一位有勇气去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家，贾平凹的创作值得人们的钦佩，他的创作是可以理解和同情的。对于社会转型给乡村带来的破坏作用，无数的村庄衰败凋敝，无数的男人组建不了家庭，无数的群众漂泊流离等社会问题，这需要我们联合社会大众的力量，需要国家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和每个公民的努力，需要法律和道德的携手同行。
{1}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2} 毛亚楠：《贾平凹的变与不变》，《方圆》2016年第7期。
{3} 贾平凹：《极花后记》，《东吴学术》2016年第1期。
{4} 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 《方圆》2016年第6期。
{5}{6} 贾平凹：《极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10页，第106页。
{7} 贾平凹：《溪流·〈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序》，《平凹文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4页。
作 者：王艳，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