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班主任》到《续红楼》,刘心武自认,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贯彻...
刘绍信
当代文学研究离不开重读，其因有三：一是当代文学并不是处于稳固恒定的状态，如别林斯基说的，当代文学批评是“流动的美学”；二是当代文学研究总是受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影响，而政治文化又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做四有新人”“四项基本原则”“五讲四美三热爱”“三个代表”“八荣八耻”“奔小康”“中国梦”，这一切都会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尺度；三是当代文学的阶段性影响不同阶段批评的价值取向，因而，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也在不断地重写，而重读是重写文学史的识见基础。
1986年左右我在复旦大学访学，正值陈思和、王晓明教授倡导重写文学史方兴未艾。当时由吴亮主编创刊并备受青年学子喜欢的刊物《上海文论》经常刊登重读红色经典的论文。印象最深的是吉林师院杨朴教授的《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青春之歌〉重读》。至2000年后，北大李扬教授的专著《五十——七十年代红色经典再解读》出版，鞭辟入里，识见卓然，我曾将之列为研究生必读书目。
重读文本并不简单，首先要细读文本，以人性化的感受体验文本的情节结构，并进行专业性、人性化的阅读理解，对人物性格命运进行深入的思考，在细读中发现文本内部的“缝隙”（陈思和语）与“症候”（蓝棣之语）。其次是消化剖析“前理解”，即文本发表之后的相关批评文字，汲取有益的见解，扬弃简单化、概念化的理解，这不是庸俗化的解构，而是确定一种客观性的批评秩序。再次，形成有别于已往的整体性辩证的认识，因而，重读是对读者及批评者阅读经验的考验，也是对读者及批评者识见水平及智力的一种考验。
对《班主任》的重读便是基于这种认识想法，但读者可以从这一组论文中感觉到，认识想法与实际批评操作之间尚有较大距离。
《班主任》這篇小说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在我个人记忆中，“文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我的姐姐、哥哥是“文革”前的高中生，后来考上大学到大城市读书。小的时候很愿意看他们的高中毕业照，因为，虽是黑白照片，但照片里的学生、老师都是那样整洁干净，自然得体。尤其是那些老师，多是白布杉、蓝裤子、白皮鞋。他们严谨又不失温和。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中学老师多是从北京、上海、南京奔赴东北支援边疆的大学生。这所中学就在我家附近，有一天我去学校操场玩，一下子被吓住了。只见胳膊上带着袖标的红卫兵小将在押着一队人去上厕所，教学楼里无室内厕所，出了教学楼得走上一百米左右。这一队人衣着凌乱，面色污秽，上衣也是白布杉，但有的沾上不少血渍，与肉粘在一起。穿的鞋无鞋带，许多人没穿袜子。他们十几个人被绳子拴连着，步履踉跄，一步一步地蹒跚挪动，好像一大队李玉和们在走向刑场。在他们周围是手持镐把、狼牙棒，威风凛凛、神采昂扬的红卫兵战士。他们走近了，我定睛一看，原来都是姐姐、哥哥高中毕业照上的那些儒雅老师。我惊呆了，噤若寒蝉，迈不动步。这一幕常以噩梦的形式浮现在我的睡梦里，每次惊醒，夜阑之中都是惊悚怔忡不已。后来，听说校长跳楼自杀了，一贯受学生喜欢的英语老师也跳楼死了。这所中学现已不在，当时叫“绥化铁铬一中”。总做这样真实噩梦的我，能够对“文革”苦难充满感激之情吗？
读《班主任》，让我梦魇重温。小说中的谢惠敏不是红卫兵，但她的思想性格是受那个时代影响而生的。谢惠敏的盲从愚昧僵化的精神状态是会遗传的，不会因“文革”结束而结束，且她的性格形成也并非仅源于“文革”，甚至不应该仅仅是没文化。因为谢惠敏们的精神信仰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迷信盲从所谓的“革命”“斗争”必导致其行动的痴迷疯狂。
如果说这篇小说有它的时代局限性，那就正如李书磊曾评价过的，小说的思想观念依然是以社会需要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张俊石老师忧患的是谢惠敏、宋宝琦们不能适应国家民族未来的需要，也即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命运前途。“救救孩子”的呼声实际是救救社会。
小说在叙事技巧方面实在一般，不必苛求。
凡是当代文学史皆会提及这篇小说，却又鲜有详尽评价分析，这让我想起罗曼·罗兰所说的话，他说有两类文学作品人们常常给予关注阅读，一类属于文学史上的作品，即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产生过一定影响的作品，文学史绕不开它，但这类作品不能称之为伟大的作品。超出时代限制，叙写永恒人性，每个时代、不同国度与民族都会为之打动灵魂，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得以千百年地流传的作品才是伟大的作品。反观《班主任》，我们只能说，它是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价值的作品，这可能是文学史家们不言的客观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