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桢在“建安七子”中的文学成就分析_新闻_

深入解读建安七子中的每一个才子

摘要：在建安文坛上，刘桢的五言诗向负盛名，有“陈思已下，桢则独步”的美誉，其诗歌成就位于“建安七子”之前列；他的文赋创作也因具有清词丽句、寓情真切的个人特色，受到了时人颇高的评价，文学造诣可见一斑。“七子”之名最早见于曹丕《典论·论文》（载《文选》卷五十二），“建安七子”其他六子在建安文坛上也成就斐然，本文主要在对比研究的视野下，对刘桢的文学成就与其他六子进行探讨论证。

关键词：刘桢 “建安七子” 文学成就文学地位

一、刘桢家世生平

刘桢字公干，东平宁阳人，据传五岁能读诗，八岁能诵《论语》《诗经》，赋文数万字。后受曹操征辟，曾任丞相掾属、平原侯庶子、五官将文学。曹植《与杨德祖书》“公干振藻于海隅”等语，可知其文名早为乡梓所重。因史料记载不足，生年无确考，据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刘桢诗》中代叙其生平事迹，知刘桢“飘薄许京”是在建安元年（196）以后，再结合《遂志赋》和《魏志·武帝纪》可考，初平三年（192）曹操曾命刘桢来归，桢称“小”未就，古人二十以下称小，可大略推测其生年或在熹平四年（175）左右，卒年见于曹丕《与吴质书》：“徐、陈、应、刘，一时俱逝。”建安二十二年（217）死于疫疠。

关于刘桢的家世，史料记载也语焉不详，甚至不一，未知孰是孰非。《后汉书·文苑传·刘梁传》记载：“孙桢，亦以文才知名。”{1}称刘桢是东汉尚书郎刘梁的孙子。《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文士传》：“桢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有清才，以文学见贵，终于野王令。”{2}《文士传》记载刘梁为刘桢父亲，《文士传》的作者为汉末名士张隐，与刘梁时代相近，所记或为真。

二、刘桢文学成就与“七子”之中其他人相比较

曹丕《典论·论文》称：“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七子二字《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作‘七人）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3}后世遂有“建安七子”之称。

刘桢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方面，他的诗作，不仅在当时的文坛上备受赞誉，而且也得到了后代文人的称赞和肯定。曹丕在《与吴质书》中云：“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4}钟嵘《诗品上》中云：“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又“自陈思以下，桢则独步。”{5}把刘桢列在上品之中，在建安时期的诗人之中，仅位于曹植之后，盛赞他的诗风“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除诗歌外，桢文章散佚较多，多系残篇，但是从一些文论之中也不难知道，他的文章在当时也是难得的佳作。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公干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诗矣。”{6}“丽而规益”可以算是对刘桢文章比较公允的评价，“丽”指的是文辞方面，辞采华美，注重用典，骈散结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刘勰之所以能对刘桢其文有“美于诗”的评价，也许在当时他还能读到刘桢的许多文章，才得出这样的评语，今天已经难窥全貌了。据俞绍初先生《建安七子集》桢现存赋六篇，文六篇（含失题文一篇），虽然不能看到全面的作品，但是依旧能感受到桢文清丽的文辞，真切的情感，高古的气势。例如他的三篇笺记《谏平原侯书》《与曹植书》《答曹丕借廓落带书》，各有特色，语辞禀气而抒，慷慨陈词，饱含情感，与刘勰称其“言壮而情骇”的风格是一致的。刘桢的体物赋渲染夸张，辅采文，用典恰切，体物写志，颇有气势，不失为好的文学作品，如《鲁都赋》。

孔融在“七子”之中最为年长，成名也最早，以“逸才宏博”而名震远近。就文学创作而言，成就在“七子”之中并不突出，是“七子”之中唯一一位没有赋传世的文人，诗歌成就也不高，孔融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其文学成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孔融文章存世三十多篇，大多是一些教令、书信等，最有影响的还是一些带有论辩性的文章，如收入《文选》“书”类里的《论盛孝章書》，收入《文选》“表”中的《荐祢衡表》，孔融之文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气盛，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孔融的这类文章，感情充沛，或直抒己见，或驳难论敌，气势如虹，通篇生气勃勃。其《论盛孝章书》实际是荐人之书，写得文采斐然，思想与艺术皆有可取之处，是可以代表其文学创作风格的。刘勰《文心雕龙》称孔仲举的《荐祢衡表》气扬采飞，这种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孔融高迈刚毅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其文语言铿锵有力，形式上大量使用排比句式，骈散结合，但也因此，有“理不胜辞”的不足之处。

陈琳和阮两人以散文著称于世，《文选》收入陈琳文章四题四篇，阮一题一篇，说明他们的文章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典范性。《典论·论文》“琳、之章表书记，今之俊矣”；《文心雕龙·才略》“琳、以符檄擅声”。足见他们二人的章表书檄名噪一时，他们的章表之作大多亡佚，流传至今的不过数篇书檄。陈琳才华横溢，为文洋洋洒洒，笔力恢弘，文章气势如奔腾之水，不可遏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其代为袁绍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为袁绍檄豫州》，文章气力壮烈，笔锋犀利，善于铺张，细数曹操的暴虐和罪恶，气势奔放，代表了陈琳散文“殊健、繁复”和“壮有骨鲠”的文章特色，可见作者的才力。陈琳的较有名的诗歌《饮马长城窟行》用乐府旧题痛写时事，陈琳的诗作不如文章成就高。阮为文文思敏捷，文质并茂，文章几与陈琳齐名，被时人称道，但是诗赋同时代人却很少言及，成就不高。

“七子”之中属王粲年辈最晚，却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可见其文学成就显著，主要表现在五言诗和赋的创作上面。他的五言诗在建安文坛中独树一帜——“发愀怆之词”。《七哀诗》是王粲诗歌的代表作，描绘了乱离中的悲惨图景，真实地记叙了他在避乱途中的所闻所见，感人至深，颇能代表慷慨悲凉的建安诗风；《从军诗》五首寓意深刻，境界幽深，描绘了宏大的场面，流露出积极入世、奋发图强的激昂意绪，是他诗歌的另一面貌，也具有代表性，富有感染力。钟嵘将其五言诗列为上品，并称“五言之警策”，肯定了王粲五言诗极高的艺术成就。王粲在建安时期是作赋名家，以赋见称于世，《文选》选王粲赋名篇《登楼赋》一篇，《登楼赋》抒写作者的离乱之感，注意在赋中抒写复杂的心理活动，深情委婉，内容真挚，语言与以往的大赋的繁复富丽不同，文曲简练，代表当时赋高超的艺术成就。

徐干熟读经书，博闻强识，具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在乱世之中以读书自娱，能代表其文学成就的是辞赋。《典论·论文》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虽张、蔡不过也。”可见曹丕对徐干赋作评价极高，不仅认为可与王粲赋相匹敌，还认为水平不亚于张衡、蔡邕。遗憾的是，徐干为人称道的赋，并没有一篇收入《文选》，而且被曹丕盛赞的几篇赋中，只有《圆扇》有几句遗留，其他全都散佚，也就无法对其成就做全面的评价。应传世的文学作品有诗作六首和十五篇赋，诗赋受其学识的影响，呈现出“和而不壮”的艺术风貌。《文心雕龙·明诗》说：“王、徐、应、刘，望路而争尘。”这也说明了应的诗歌在建安时期有一定的影响，《文选》选录了应的一首公宴诗《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但是不入《诗品》的品流之中，成就不是十分突出。

三、文学地位的呈现

刘桢诗为《文选》选录三类、五题、十首，仅次于“七子”之中的王粲，尤其是《赠从弟》诗三首，得到了“深衷短貌，短语长情”的评价，三首诗分别通过对藻、松柏和凤凰的吟咏，运用象征的手法，自喻自励，真情高韵，气胜清逸，彰显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高洁的情操，自当时至今所获评价都很高，历来被推崇为他的代表作。可以看出，刘桢的诗歌成就位列“七子”前茅。

《文选》选录王粲诗歌六类、八题、十三首，王粲的文学创作成就在“建安七子”之中，卓绝显著，或者稍高刘桢一筹，或者二人不相轩轾。综观孔融的文学创作，整体成就不如刘桢、王粲，但是孔融对“建安风骨”这一时代文风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文学史不能忽视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孔融为人的气骨对同时代以及后代士人的影响极其深远。徐干的诗歌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亡佚也很厉害，钟嵘将其诗歌位列下品，认为其诗歌成就也不如刘桢、王粲。应赋作在“七子”之中数量最多，且能突破汉赋“体物”的格局，用来抒情言志，多做一些咏怀小赋，例如《鹦鹉赋》《愁霖赋》。总的来说，“建安七子”之中，就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而言，王粲、刘桢高于其他几人，孔融、陈琳、徐干、应、阮则各有千秋，不相上下。

{1} （刘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79页。

{2}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48頁。

{3}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20页。

{4} 傅亚庶：《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5} 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6}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3页。

参考文献：

[1]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陈寿.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俞绍初.建安七子集[Z].北京：中华书局，2005.

[4] 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Z].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5] 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