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一支文学劲旅

来源:名作欣赏·中旬刊 ·2018年10月02日 14:30

抗战胜利70周年 长篇报告文学台儿庄涅槃 获赞 厚重之书

王平+郝帅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东北作家群在抗战不同时期的创作与出版情况及他们的创作在当时的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分析东北作家群在现代文学中的独特地位。

关键词:东北作家群 创作 出版

随着“九一八事件”后东北地区的沦陷,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抗战文学率先在东北崛起,一些东北文学青年以笔为枪,痛斥日军的残忍暴行,其作品激励着战斗中的苦难大众,在文学界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这就是因最早反映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而蜚声文坛的东北作家群,主要成员有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罗烽、舒群、白朗、骆宾基、李辉英等人。在抗战年代,他们铁肩担道义,成为一支文学劲旅,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为中国现代文坛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东北作家就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如萧军于1929年就在《盛京时报》上相继发表了《懦……》《汽笛声中》《孤坟的畔》等作品。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伪满洲国”成立,在这场血雨腥风中,苦难的遭遇以及日军的暴行点燃悲愤的怒火,激发了他们创作的激情,东北作家群体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李辉英是最早在文学创作上反映抗战内容的东北作家,1932年1月,他的第一篇抗日题材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在丁玲主编的左联杂志《北斗》上发表,小说叙述的是东北某省城女中学生受到日军侮辱的故事。随后又创作出了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万宝山》,这部小说与张天翼的《齿轮》、阳翰笙的《义勇军》一起被列为“抗战创作丛书”,1933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作品以1931年夏季吉林地区農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万宝山事件”为背景,以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国人对于侵略者的愤慨,将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田地、欺压农民,并蓄意挑起中朝两国人民矛盾、寻找机会出兵东北进而侵占东北的丑恶行径,在正义与邪恶两方力量的斗争中,展现了“九一八事件”爆发前夕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作品由于题材上的开创性,以及对东北人民真实生存状态的描述,得到了茅盾等人的称赞,堪称东北抗战文学的先声之作。哈尔滨沦陷后,为了扩大党的舆论阵地,1933年,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罗烽、姜椿芳、金剑啸等人在日本占领者官办《大同报》创办《夜哨》文艺周刊,萧军、萧红、罗烽、白朗、舒群、金剑啸等人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具有强烈反抗意识的作品,表达着作家对于家乡命运的关切,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特点。比如萧红的短篇小说《两个青蛙》《夜风》《哑老人》,李文光的短剧《黎明》、中篇小说《路》,金剑啸的短篇小说《星期天》,罗烽的短篇小说《口供》、诗歌《说什么胜似天堂》《从黑暗中鉴别你的路吧》、独幕剧《两个阵营的对峙》,萧军的诗歌《全是虚假》等,拉开了东北沦陷区抗日文学的序幕。1933年秋天,萧红和萧军合著了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由哈尔滨五日画报社出版,这是东北沦陷后第一部文学创作专集,收有萧军的《桃色的线》《烛心》《孤雏》《下等人》《看风筝》《夜风》等作品。这些小说流露出底层人民的反抗精神以及作者对当时社会人生的深刻理解,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受到读者的好评,此书因“反满抗日”倾向遭到查禁,作者也因此受到了迫害。

由于形势日益严峻,进步作家遭到迫害,1934年罗烽被捕,萧红、萧军、舒群被迫离开东北,金剑啸、林珏等人坚持从事不屈不挠的抗日宣传斗争;1935年金剑啸写下歌颂抗联战士英勇抗击日寇的史诗《兴安岭的风雪》,诗歌以写实的笔法表现了三十二个抗联战士在风雪弥漫的兴安岭和日寇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第二年,年仅二十六岁的金剑啸不幸被捕入狱,被日本人残忍杀害。

1934年之后,由于日益严酷的殖民统治,许多东北作家离开故土南下到北平、上海等地。萧军、萧红流亡于青岛时完成了蜚声文坛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后来东北作家们汇聚上海,围绕鲁迅领导的“左联”逐渐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的格局,其创作的作品也都体现了左翼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特点。1935年,萧军、萧红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与叶紫共同成立了“奴隶社”,出版了《奴隶丛书》,收录了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由鲁迅先生作序,并助其在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奴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冲破了国民党对文化的专制与限制,使人们“第一次在艺术作品中看出了东北民众抗战的英雄的光景,人民的力量,‘理智的战术”,激励着沦陷区生活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使民族情绪得以集体爆发,进一步扩大了抗战文学的影响力,奏响了一曲前进之歌。萧红的《生死场》构思开始于哈尔滨,成书于青岛,前半部的片段曾发表于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正如鲁迅为《生死场》作序时的称赞:“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也成书于其青岛流亡时期,创作源于萧军听他人讲过的一个在吉林的抗日游击队的真实故事,它是萧军勇猛反抗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代表作,鲁迅对此评价道:“我却见过几种说述关于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这一创作意识,也一直贯穿在萧军的创作之中,之后的长篇小说《第三代》的创作与发表,就是最好的证明。东北作家群的其他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与出版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罗烽在小说《呼兰河边》中用一个小牧童的悲惨经历痛斥着日寇的无耻行径,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暴行血淋淋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发出了“受难的中国人”的呼喊;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通过三个不同国籍的少年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书写着亡国的痛苦和悲伤,将孩子们对国旗的无限热爱化为了满腔的爱国主义精神;端木蕻良在《大地的海》中,用大地这一端木小说中的常见意象,将对母亲与儿子的苦难命运的描写升华为对饱经风霜的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骆宾基的成名作《边陲线上》、舒群短篇小说代表作《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也是东北作家群在这一时期的创作实绩。

抗战爆发后,1937年上海沦陷,东北作家的恩师鲁迅也于前一年与世长辞。由于个人不同的境遇及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东北作家群开启了另一段漂泊之旅。

骆宾基由茅盾等人介绍来到浙江,参与筹办《七七周刊》,并创作了小说《罪证》等。萧军、萧红等人离开上海前往武汉,和胡风、聂绀弩、艾青等人创办了文艺月刊《七月》,萧军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伸出我们真诚的手臂》,萧红的《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等都是载于《七月》上的优秀作品。萧军在1937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发行其长篇小说《第三代》第一第二部单行本的基础上,开始连载《第三代》的第三部。作品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东北为背景,全面反映了时代面貌和社会生活,是一部抗战年代的“史诗”。萧红则将笔触深入到人性之最深处,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始写作她的自傳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此书于1940 年在她寓居的香港成书出版。武汉沦陷后,萧军、舒群、罗烽等东北作家奔赴延安抗战前线,形成了延安抗战时期的东北作家群,萧军发表了反映抗击日本军队侵华的长篇叙事诗《乌苏里江底西岸》等作品,并主编《文艺月报》等刊物。其他东北作家则流亡各地,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穆木天等来到香港,继续他们的创作。萧红创作了《马伯乐》等作品,端木蕻良的《科尔沁前史》也得以发表。萧红去世后,端木蕻良来到桂林,在桂林继续《科尔沁草原》第二部的创作。骆宾基也从香港到桂林,并于1942年开始创作抗战小说《胶东的暴民》等。由于东北作家群在战争的硝烟中被迫背井离乡、四散各地,他们对故乡始终有着深切的怀恋,因而创作始终根植于故乡的土地,乡愁中缠绕着沦陷的伤痛,所以小说中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情结。如萧红的《马伯乐》没有正面书写战争,把抗日作为时代背景,集中笔墨为国民画灵魂,幽默地剖析了市井知识分子的精神领域,表达出对生存困境和人物命运的思索。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作品,以诗化的象征表达对东北神秘土地的赞颂,这些“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承载了作者对沦陷的东北难以诉说的悲愤之情,增加了地域文化的现实意义,体现了抗战文学独特的地域乡土文化和精神气质。

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在展示地域特色、人民的反抗精神等方面都走在了现代文学的前沿,实现了抗日话语、民族情结和乡土叙事的有机结合,在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集中、鲜明、强烈地揭示出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将反帝的题材进一步拓展,使其在战争年代逐渐发展壮大,吹响了抗战文学的号角,汇成了一股反帝国主义的文学洪流,对中国的抗战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确立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本文所说的抗战文学,指的是1931—1945年间以抗战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周扬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鲁迅:《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页。田军为萧军另一笔名。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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