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圣洁
摘 要：抄书体散文《颜氏家训》是代表周作人散文创作后期风格的作品。本文通过细读，管窥周作人对南北朝著作《颜氏家训》及其作者颜之推的欣赏与敬佩，同时呈现文章中所流露出周作人与颜之推在写作特质、人生态度上的契合与共鸣，进而阐释周作人在抄书体散文中“抄书即是寻友”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颜氏家训》 抄书体散文 创作特色
一
周作人对南北朝文章著作的欣赏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已有体现，他将魏晋南北朝文学列入所提倡的“言志派”行列当中。在这之前，鲁迅曾撰写《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专门论述自己偏爱的魏晋文学的独特气质。与之相对，周作人并没有从南北朝文学的整体面貌入手评析，而是迈进“自己的园地”，轻描淡写的一句“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譹？訛，之后便挑选最为得意的《颜氏家训》进行誊抄与评论。钱理群曾说周作人“抄书即是寻友”？譺？訛，这篇《颜氏家训》便是对这句話最好的诠释。
在周作人之前，关注《颜氏家训》的学者不多，周作人可称是颜之推的第一位知音。他认为“颜君的识见，宽严得中”，而“文词温润与情调相副，极不易得”，对颜氏的思想态度也都很佩服。《颜氏家训》甚还曾一度成为周作人的情感载体与寄托。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第二天，周作人的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一个小时内，周作人始终在讲《颜氏家训》中的“兄弟篇”。第一堂课下课，周作人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在座的同学看出周作人的脸色极为难看，后来方才领悟到他讲解“兄弟篇”时的沉痛心绪与深刻用意。？譻？訛
话说回来，文章的第一段在开章明义地表达对《颜氏家训》的喜爱与敬佩后，周作人占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他所收集的此书的十一个版本。实际上，版本的介绍在《夜读抄》的篇章中并不罕见，《花镜》《甲行日注》等文都有提及。但在《颜氏家训》开头，周作人一一罗列该书的十余种版本，绝非闲笔。通读全文可知，这一方面是为下文的相关引述做铺垫；更重要的是，周作人也由此表达出自己对于《颜氏家训》这本书实在投入许多精力，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二
在第二段的开头，周作人讲述了《颜氏家训》在《四库总目提要》中由儒家“退之杂家”的命运，虽名为“退”，但在周作人看来此书“实在这也不该列入儒家”，因为“他的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要宽大得多，或者这就是所谓杂也未可知，但总之是不窄，是人情味之所在”。这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颜氏家训》的“宽大”和“有人情味”是周作人最为赞赏之处，而对于“道学家”的批判，从他的对比中也能窥见。紧接着他借用卢文抱经堂注本序中的话强调《颜氏家训》在教化子孙，整饬家族中的重要价值。而后“今观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一句，又点明了此书“关乎世故人情”的特点。面对颜之推告诫子孙“慎言检迹”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的写作初衷可能被世人指摘，周作人满怀同情之理解，讲述颜氏“三为亡国之人”“备荼苦而蓼辛”的悲惨经历，直言这种怀才惜命并企盼后代保全性命的努力不足为病。段落末尾，周作人将《颜氏家训》与时下文章作对比，突出颜氏之“笔法蕴藉”。为了具体说明以上特点，周氏抄录了四段来自《颜氏家训》中的原文加以评论。
这里有一个笔法值得关注。在抄录《颜氏家训》的四段原文之中，周作人插入了一段对于“风操篇”中出现的“章断注连”一词含义的考据，他援引日本民俗古书中的文字，读起来很涩口，甚至令人质疑这一段“突兀”的考据恐怕打乱了文章节奏。但在笔者看来，这并非败笔。从内容角度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常被称为“学者型散文”，周氏本人的求知欲极强，杂览群书，注重散文的知识性，在早期闲适小品文如《故乡的野菜》《吃茶》《谈酒》等篇目中已体现出来。而后期的抄书体散文，本就与书籍学术相关，周作人不吝笔墨地写出自己通过阅读思考形成对某一学术问题的理解，增加了学理性和文章厚度。而从形式角度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创作也从不追求洋洋洒洒的笔法，而是像心绪的流淌般和缓闲适，在想停下时便停下来，将当下的思考铺展开来，不十分顾虑文章是否一气呵成，这样自然率性的笔法使周作人的散文沾染上他自身性格中的“苦涩味”与“况味”，文章的节奏也因此具有缓慢纡徐的起伏。这也逐渐成为周作人散文的独特风格。
这一部分是整篇文章中作者发表议论最多的段落，周作人对于《颜氏家训》中体现出来的“宽大”“有人情味”“关乎世故人情”“笔法蕴藉”等特点都给予极高的评价。由此，我们能够初步理解周作人“抄书即是寻友”的内涵所在——周氏对颜之推著作的诸多特点的评论，其实同时寄寓了自己一直秉承的写作风格与人生态度，对颜氏的欣赏与赞扬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抒写”与“自我肯定”。在周氏的笔下，颜之推是与他心灵契合的知音，两人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交流与相互印证。
三
文章接下来的四段是散文的最后一部分，其中能够窥见周作人并不被世人熟知的几段经历。在这部分周氏的评论主要围绕两个关键词——“佛学”与“圣道”。颜之推是信奉佛教的，《颜氏家训》中的《养生》《归心》两篇便是探讨这一问题。周作人在文中并没有引用这两篇中的原文，而是拿来朱轼重刊《家训》中的序文：“始吾读颜侍郎家训，窃意侍郎复圣裔，于非礼勿视听言动之义庶有合，可为后世训矣，岂惟颜氏宝之已哉。及览《养生》《归心》等篇，又怪二氏树吾道敌，方攻之不暇，而附会之，侍郎实忝厥祖，欲以垂训可乎。”大致意思是初读《颜氏家训》，以为合乎儒教，可作后世规范；但当看到《养生》《归心》两篇后，感到《颜氏家训》恐违背儒教，是对祖先规矩的叛逆。面对这样的指摘，周作人说：“我平常不喜欢以名教圣道压人的言论”，来斥责朱氏的卫道行为。紧接着又举出洪允祥先生对“韩柳”两人的比较，来论述对“佛学”与“圣道”的不同态度。洪氏认为“韩柳并称而柳较精博，一辟佛，一知佛之不可辟也”。周作人支持这一看法，并称“洪先生是学佛的，故如此立言，虽有小偏，正如颜君一样亦是人情所难免，与右倾的道学家之咆哮故自不同”。从中可见周作人抑扬爱憎的鲜明倾向。周作人对于道学家虚伪卫道行径的批判是他的文章中比较常见的主题；然而，周氏对“佛学”的亲近却常常被世人忽略。
实际上，周作人并不是佛教教徒，但是他的一生都与佛学结缘。在周作人出生时，便有传言说他是老和尚转世，而周氏也颇得意于这个传说，宁信其有，似乎觉得由此获得了某种与生俱来的超脱性。？譼？訛他的一生曾有两次集中研读佛教经典的经历。第一次是1905年在南京求学时期，周作人经历了离乡后新环境的冲击和中西文化冲撞引发的思想矛盾；同时一场反复缠绵四个半月的大病也触发了周作人对生命脆弱的感怀，在情绪难以排解时，他便把寻求解脱的目光投向佛经；第二次是1921年周作人在西山碧云寺般若堂养病期间，病痛的折磨和思想上的困惑让他再一次集中精力攻习佛经。？譽？訛我们熟知的《山中杂信》就是周作人刚搬入碧云寺不久给好友孙伏园写的小文，文中似乎有佛的声音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在周作人五十岁时，他在《五十自寿诗》中自况：“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譾？訛可见佛教在周作人生命历程中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尽管这样，周作人对于佛教仍是亲近却不沉溺的。他找到了佛学与自身思想相契合的部分，可以说，周作人的佛学思想是被“个性化了的”。他欣赏佛经中的深厚博爱与慈悲怜悯，相对于深恶痛绝的儒家“文以载道”观，将“乌反哺、羊跪乳”这些自然现象提升为孝道，人为地给自然强加伦理色彩的荒谬；？譿？訛佛教文学则更加人性通达、自然合理，具有个性解放的价值，进而衍发的众生平等、人格平等的教义让周作人产生认同之感。同时，佛学也为周作人提供了对“苦”与“乐”的独特生命领悟。佛教认为人生来就是苦的，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主张人应当洞穿世事，从贪嗔痴慢中寻求解脱。而周作人的一生恰恰与“苦”相伴，他深深理解生命脆弱、人世悲辛的处境，这让他从佛学中找到方法以克服絕望之虚无。佛家的隐忍哲学让周作人逐渐达到“知苦而不畏苦”的境界，将书房命名为“苦雨斋”便可窥见周氏在隐忍中反抗绝望的姿态。当然，佛教不仅让周作人咀嚼“苦涩”，同时也让他获得心灵的愉悦，或者叫做“禅悦”。这时佛学对于周作人更像是一种修习心性的方式，他自得其乐，在小品文如《结缘豆》《草木虫鱼小引》《乌篷船》等文章中也流露出了佛家的积极情怀与“禅趣”。
了解了周作人与佛学的缘分，便更加能够理解他在抄录《颜氏家训》的过程中对颜之推佛学心性的欣赏以及对封建卫道士批判其违背圣道的愤怒。在文章中，周作人为颜之推辩驳，其实正像是周氏在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打抱不平，从而更加渗透出“抄书即是寻友”在周作人抄书体散文中的独特价值。
回到在文章的结尾，周作人深情流露，语出惊人，称《颜氏家训》的末篇《终制》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虽意思平实，但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甚至称仅有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得出了”，这样高而笃定的评价在周作人的文章中是不常见到的。《终制》有云：“四时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亲，不忘孝道也。求诸内典，则无益焉，杀生为之，翻增罪累。若报罔极之德，霜露之悲，有时斋供，及尽忠信，不辱其亲，所望于汝也。”这段文字同样禅意十足，然而朱轼却恶语相向，批云：“语及内典，便入邪慝。”周作人在文末讲出他收集此版本的原因所在。“我买这朱批本差不多全为了那批语，因为这可以代表道学派的看法。”周作人的这番苦心恐非颜氏知音而难以达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