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女作家带你走进中南海
邱舒馨 郑立峰
这三篇文章是一组关于“广西女性作家作品影响研究”课题成果之一。邱舒馨从文学地理的角度来阐述广西女性作家文学作品在文化迁移的形态中寻找广西精神文化的形象，从文化教育原发性来看待蒋锦璐的新疆文化“走进”广西文化交融后所形成的壮美与阴柔碰撞的异域审美意味，充满鬼魅的文化力量。文章的视野宽泛，层次分明；李佳忆从“生命移植”“自我认知与寻找”“个体命运的关怀”等三个层面来解读陈谦和谢凌洁等海外华人在日常生存文化上寻找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文章的观点新颖，文本分析细致，体现了作者较好的文学作品解读能力。蒙镇婷则是用较为质朴的语言讲述了王勇英的“弄泥的童年风景”系列小说生发，分析儿童文学语言的优美性和诗意乡土世界的美妙，以及独特的客家风情，使其儿童文学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童年”风景。文章分析顺理成章，逻辑层次分明。三篇文章观点各异，呈现了部分“广西女性作家作品”的艺术魅力。
（郑立峰，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 要：广西女作家的“走进”表现了“他者”审美下的广西，“走出”时则把广西独特的声音带出去，通过找到类似精神的契合点，实现文化迁移。蒋锦璐从新疆的粗犷“走进”广西的阴柔与细腻之中，两种文化融合成独特的叙述艺术，寻找能够在异乡安身立命的精神，要求挣脱男权制下的精神禁锢，构建现代化女性意识。“走出”者谢凌洁带着广西“海洋文化”融入菲律宾文化中去，在异国讲述着中国故事。
关键词：文化差异 迁移 叙述艺术 女性意识
“岭南”原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地区，孕育而成的文化就是“岭南文化”，主要包含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根据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来看，海洋文化和农业文化是其文化源头。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地方想保持文化的纯粹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开放的创作环境下，作家在地域上的“跨界”，形成了文学的“跨界”，广西女作家在“走进”与“走出”中发出了些许对立的声音。“走进”者蒋锦璐在创作中受到广西语言、环境及风俗等影响，作品明显具有广西的本土特征，给本地读者通俗、亲切的阅读体验。“走出”者谢凌洁在进行创作时，对侨港生存处境进行描写，展现了“异域风情”，充满海洋趣味的比喻给读者营造了新奇的享受。无论小说的走向是“出”还是“进”，都增加了广西文化的维度，促进文化交流、融合，从而提高文化软实力。
一、文化的“跨界”融合
广西位于祖国南疆，东邻粤、港、澳，南邻北部湾，西南接越南，背靠大西南，地处山区，沿海及水系众多，交通发达，为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也由此形衍生了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杨映川和谢凌洁作品中都有一种海洋文化包容并蓄的气度，黄咏梅显示出“地方文化情调”，而蒋锦璐是从处于祖国最西北的新疆来到南疆的广西，她表示“正是从中国的最西北来到最西南，环境的巨大变化带给我内心某种激烈的震荡，我发现，这恰恰就是我拿起笔的最初冲动”{1}。强烈的两地反差，是她创作的不竭动力，并在文化磨合中发现广西开放环境下的自由精神。
地域上的跨界，生存环境和风俗文化相去甚远，大多数“走进”与“走出”作家在作品中呈现精神“跨越”的状态，形成在创作时的空间转换和精神回归。当文学卸下社会重担后回归自身，由主流滑向边缘，蒋锦璐也从欲望书写领域转向精神书写维度，“她的转向并不是回归，而是寻找，寻找她笔下人物曾经有过的那个精神起点和精神高度，寻找今天的来龙去脉，甚至，寻找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在功利的现实中安身立命的精神力量”{2}，发出“走进来”这一类人寻找精神支柱的声音。中篇小说《爱情跑道》中裴虹是一名从东北到广西南宁的“外来者”，为了生存，她“染上”广大北方人民所嘲笑的鸟语，强迫自己习惯老友粉的酸笋，然而“她是外地人，亟须一个本地人带她更深入地了解这个城市”{3}。为实现立足，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周旋于三个女性之间，没有责任感的男人身上，依附失败后选择与爱情隔离，回到自身寻找出路。在陌生的他乡，没有可以依赖的人，不适应新环境产生自我“异类”定位的排斥感，与老家闺蜜的情谊渐淡，落得孤身一人，自怨自艾。小说以裴虹从故乡回到家后把和女孩的照片烧掉为结尾，暗示她对过去寻找到的这条“出路”的否定。在“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被解构的现代，爱情婚姻已经不再是最明智、有效的出路，裴虹以及《一个男人的尾巴》中的赵小蝶，《双人床》中的苏婕和陆小冰等，爱情婚姻是她们悲剧的开始，最后又都从爱情中脱身寻求自由，构建女性思想，争取“男权制”影响下的女性话语权。
同为广西签约作家的比利时华裔谢凌洁，曾从北海到北京，两年后又重回北海，实现第一次“漂泊”后的回归，而北海侨港的侨民“他们的人生是被嫁接的，仿似一棵从他乡移植回来的大树，庞杂的须根却似乎永远地留在他乡了，不少人想奋力寻回自己的根基，却是徒劳”{4}。就此看来，二者具有相似的命运走向。谢凌洁作品中主要表现北海侨港越南侨民的生活以及北部湾渔民的海上生活，如《怀念父亲》以1979年越南华侨归来后聚居的侨港小镇为背景，描述了侨民归来后在海洋上的渔民生活。从越南回来的华侨，将异乡文化带回侨港，促进了广西海洋文化的多元发展，在《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中，越侨回到北海侨港后，仍保留着越南的语言、衣着、行为等习惯，与具有多样性的广西海洋文化融合，实现共存。
谢凌洁迁至比利时后才更深刻地感受了华侨身在异乡的困惑，现实与精神归属的割裂形成了对其身份定位的迷茫，进而产生“悬空感”。谢凌洁可以说是带着具有广西特色的海洋文化，迁移到同样具有海洋特性的比利时中去，表现了其创作的国际化潜力。
二、独特的叙述艺术
岭南文化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能很好地吸收融合中原文化及海外文化，呈现小说、散文、诗歌多元化发展态势。小说创作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影响等较大的有先后移居北京和武汉的北流籍小说家林白，玉林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广西文坛的领军人物“三剑客”东西、鬼子、李冯创作了一批具有先锋性的代表作品。后随着签约作家群体的不断扩大，“在广西这方水土和宽厚肥沃的土壤上萌生、滋养、集合了一个新兴的女作家群体”{5}，这一女作家群体凭借良好的文学素养，汇聚了中国当下女性写作的特质，她们通过“呈现都市女性的情感困惑，真实而深刻反映了都市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女性命运的影响、时代转折中都市女性的观念冲突和价值取向”{6}。这也是这一群体与“身体写作”“个人化写作”的不同之处。黄咏梅、蒋锦璐、杨映川等则是继20世纪60年代“三剑客”后的“70”年代一批具有潜力的广西签约女作家。出生于新疆的蒋锦璐，在南宁《广西日报》担任副刊编辑，编辑与作家身份的双重交织，“诗意”的抒情性没有黄咏梅那么强烈，倒是多了几分现实性、趣味性，多采用全知全能的传统叙述方式，叙事角度单一，以时间为轴心展开铺叙，时常引发对“人性”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蒋锦璐的小说融入了南宁的口语文化，如“友仔”“友女”及“三马仔”等称谓，贴近日常，又不趋于低俗，还将善于抽象的内心情感用通俗的具象表现出来。中篇小说《美丽嘉年华》中的陈柳英是一名帮忙打扫的钟点工，工作诚信，有很好的口碑，故而许多人都愿意请她打扫。偶然之下涂了一次口红，此后对口红的热爱便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到柜台试色，后来竟大胆地偷涂女主人的口红，最后因在公车上伸手拿别人皮包里的口红而被抓到警察局。小说中将好男人比喻为口红，“发挥的舞台不大，却总是竭尽全力”，女性对男性的依赖甚至百般讨好，就像追求口红满足奢华心理享受一般，会迷失自我。暗示“男尊女卑”传统思想下女性悲剧的社会普遍性，否定男性伟岸的形象定义。结尾隐含了她对口红的偏执：“两行泪落下来，滑过她青黄的脸颊，顺着脸沟，滚进嘴角。咸涩的液体在唇间漫溢，在敞亮灿烂的光线里，像涂抹了无色的唇油，晶莹剔透。”暗示城市生存压力使底层女性身心受到压迫，从而会产生某种精神变质而酿成悲剧，引发人们对底层弱势群体对现实与理想不可跨越性的“人性”思考，用意颇深，回味无穷。
故事情节发展的荒诞性是蒋锦璐又一叙事艺术，冲破惯性思维束缚，下一步往往出乎意料，给以读者未知的刺激感，令人感到新奇之后回归现实对“人性”进行反思。中篇小说《给我看看》主人公廖书志在老婆出轨后离婚独自生活，看到农民工对段丽娟的围观行为也对她产生了兴趣，在一个深夜潜入她的卧室，发现床上睡的竟然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内心瞬间崩溃，冲上阳台，抬腿向对面楼的黑影扑去。在结尾对两个数据进行了滑稽的对比：“两座楼之家相隔25米。跳远世界纪录是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在1991年创造的，8.95米。这一纪录至今尚无人打破。”楼距和人类跳远极限的列举，被赋予了另一层含义：现实与不自量力冲突所造成悲剧的必然性。众人追捧的段丽娟竟是六十多岁的女人，这一结果是大多数读者万万想不到的，暗示表现与现实的差距，廖书志冲动之下坠楼而亡，表现了身为男性的他心理承受能力之低，暴露其懦弱的一面，戏剧性结局令人哂笑的同时，警醒被表象蒙蔽的眼睛，通过这个男人还表达了对男性关注女性外表的讽刺之意。
语言通俗，情节荒诞构成了蒋锦璐小说的叙事特点，从新疆到广西，创作期间塑造了一系列与自己有着相似“出走”命运的人物，通俗耐读，适合读者的阅读需求，荒诞的情节增强了可读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这种叙事方式，达到了寓意讽刺的效果，“人性”反思在重视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重燃了文学之火。
“走出去”的谢凌洁在语言上表现了两种文化的融合，字里行间流露着苍凉，新奇的比喻给人不一样的形象。如《水里的月亮在天上》中，玛格丽特被乡亲们除去印度支那味省略成中国式名字——马格，还有马格在骂人时用本国词，借越南发音，都表现了中国文化在语言上强大的兼容和同化力量。与蒋锦璐单一的叙述视角相比，谢凌洁的叙述视角则显得多样起来，如《怀念父亲》是以女儿的视角怀念父亲；《知了 知了》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苏语的母爱；《太阳照在珊瑚岛上》则是凭“代入者”的身份体验苏拉在岛上生活的悲凉。通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谢凌洁文字的“苍凉”，是“弥漫在凌洁小说中难以消解的情感主调，然而，穿越沧桑岁月的迷雾，探入文本的底层，涌动其间的却是浓浓的温情”{7}。但她并没有让这一情感泛滥，而是在叙述过程中有所克制，明线与暗线的双重交叉，缓慢地展现幸福表象和悲惨命运的矛盾冲突。《温柔的沧桑》在结尾时这样传达了主人公的心境：“每次走在滩涂上，看着这些船骸，还有偶尔见到的一挂锈锚，心里总想要和这里说上点什么。可是说什么好呢，我们之间找不到语言，或者，湾里的船，滩涂上的船骸、鱼刺，还有锚，就是我们彼此的语言。”{8}滩涂上的景物形成狼狈意境，将湾里的船，滩涂上的船骸、鱼刺和锚代替语言，这一系列融入了海洋意象的比喻，给人耳目一新的享受。蒋锦璐侧重情节的转折发展，谢凌洁有巧妙新奇的比喻，二者的叙事艺术有所区别，各有特点。
三、女性意识
自母系社会的时代过去后，男性便一直占据着社会的话语权，“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禁锢了女性思想，女性长期以来作为男性附属品而生存，被男权逐渐奴化和异化走向边缘。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女性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都得到重视和提高，从而转向寻求社会存在感，着力构建女性自我意识，挣脱男权制的束缚，在冲突中形成二元对立模式。广西与新疆女性意识增强过程有一定的相似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女性的参政意识增强，要求解构男权制统治，建立女性话语。虽时间维度不同，但历史发展方向大致相同。
女性依附男性生存的时代已然过去，立足自身，才是精神之源。由男女爱情悲剧引起对“人性”转变的反思，寻找可以支撑在现实立足的精神力量，蒋锦璐几经探索下都还没有找到这一力量的具体形态。女性在渐强的自我意识下，在“走进”的环境中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虽努力融入，却难以实现。在精神找寻过程中，以悲剧发声，对男性进行揭露与批判，推翻传统价值观，解构男权主义，争取社会对女性的身份认可。
广西四通八达的交通为与外来文化交流融合提供了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广西地域文化就有了极强的融合性和多样性，开放的格局是自由思想的温床，对话语权的争夺使女性颇具反叛意识，蒋锦璐在地域跨越后受广西这种文化思想影响的创作中，流露出女性的自由、反叛意识。长篇小说《一个男人的尾巴》中，孤傲清高的赵小蝶，具有小农意识的秦文道，城市小资情调和小农意识在生活、思想上的冲突，有原始性冲动却没有爱情的婚姻，面对秦文道的冷漠，赵小蝶企图通过网络和“城市困兽”填补空虚的情感，在后来的精神追寻中又迷上了匡一川。女性在传统婚姻中以男性为中心，被丈夫奴役，没有自己的思想，与外界隔断联系，家庭生活成了全部，而赵小蝶的两次精神出轨，表现了对秦文道的反抗情绪。顺从依附已经不再是女性的标签，主动追求爱情，构建女性意识需要自由思想的促进，反叛探寻过程中秦文道生理和心理的缺陷被暴露出来，“男子汉”的形象被推翻。故事的结尾两个人离婚后各自生活，脱离了婚姻的枷锁，赵小蝶得到了自由，实现对男权主义的批判与推翻，彰显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取得话语权，释放长期以来被男权制压抑和奴化的自我。
谢凌洁描写底层女性爱情婚姻，与大众俗流的区别在于她注重个人对爱的生命体验。《知了 知了》中母亲苏语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儿萧瑶身上，希望女儿遵循她的规划实现人生价值，这与大多数母爱题材的精神相似，所以就这点来说并没有很大的突破。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份母爱，则变得耐人寻味，苏语原本是一名人民教师，在寻找女儿的道路上变得一无所有，最后在监狱里实现了和女儿的团聚，表现了母爱伟大、骄傲之外的沉重，暗示应对母爱实现途径进行反思，预示父母亲情与孩子间矛盾的社会普遍性，引发的不仅仅是对亲情的反思，这也使谢凌洁的女性故事与都市女性小说区别开来。
总体来讲，广西女作家的“走进”与“走出”，在把文化特色传播出去的同时，也扩大了自身的多样性，创作在文化适应、迁移的互动过程中走向成熟，将广西的文化特质，用独特的叙事艺术表现出来，并顺应社会现代化发展，挣脱父权制的束缚，构建现代女性意识。无论是何种走向，都需要广西女作家在创作中找到生存的精神意义，在文化认同感下讲好广西故事，更讲好中国故事。■
{1} 橙子、锦璐：《用小说剖析欲望时代的爱情病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ba3be010006xw.html
{2} 黄伟林、蒋锦璐：《跨越欲望朝向精神的书写》，《文艺报》2012年7月11日，第002版。
{3} 蒋锦璐：《双人床》，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4} 谢凌洁：《走过要大陆两岸》，《广西文学》2013年第11期，总第476期。
{5} 张燕玲：《这方水土——广西签约作家作品札记》，《南方文坛》2003年第4期。
{6} 梁慧艳：《广西“70后”女作家的人文关怀意识》，《长城论坛》2009年第12期。
{7} 王迅：《苍凉色——凌洁小说论》，《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8} 谢凌洁：《温柔的沧桑》，《广西文学》2008年第5期。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5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广西籍女性作家影响研究”的成果
作 者：邱舒馨，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2013级汉语言文学本科生（卓越班），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郑立峰，文学博士，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