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赜钩深的意思
摘 要：阎连科的《丁庄梦》在问世之初就被看作是中国版的《鼠疫》，这两部以疾病为主题的作品都揭示了作为疾病承载者——人的生存困境。两部作品通过对时代流行性疾病的书写，阐释了作者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观念以及在生命苦难中对人性的反思。
关键词：《丁庄梦》 《鼠疫》 人生观 比较
艾滋病与瘟疫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是医学角度的定义，它们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形式，实现作者的写作意图，即疾病背后影射的观念、价值判断，如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祝福》中的“疾病”意象都寓意着鲁迅对旧文化思想的批判，对思想开化的呼吁，隐喻了中国“五四”时期新旧文化的冲突以及作者的价值选择。在《丁庄梦》《鼠疫》里，阎连科和加缪在其作品里都体现了作者的一种生命观以及人文情怀，正是因为两位作者长期经受腰椎病与肺结核病的煎熬，所以更能体会到疾病对人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更能体悟到人在疾病窘境折磨下对命运的思考。两位作者通过对疾病的书写以及作品中人物的疾病体验，阐释了在人物悲剧命运下疾病的不同寓意，揭示了人在疾病苦难中对价值观念、生命态度的不同定位与选择。
一、权力的追求与弱化
少年时期的阎连科生活在农村，了解权力在乡村关系中的绝对地位，他认为“有人类以来就有权力的存在，这是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①。阎连科的作品因此包含着乡村典型的关系结构模式，隐含着农民对权力的敬畏、崇拜。20世纪80年代的丁庄是沩县的贫困村，为了脱贫致富走上了卖血之路，成了模范卖血村，在这条走上卖血的路上，权力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一直生活在丁庄的人思想愚昧，经不住县教育局长的劝说，盲目卖血致富，染上艾滋病。在这个艾滋村里，即使村人病入膏肓，权力仍是丁庄人永恒的生命追求。
对村委会“印章”的抢夺是权力追求的主要表征，“印章”作为权力的物化，在丁庄人眼里代表着权威。原村主任李三仁在丁庄学校钱财被偷时，他反而更在乎村章被盗，不久便因此郁郁而终，到最后都没合眼，直到丁水阳给他刻了一枚新章才安心闭眼。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贾根柱身上，为了当上村主任揭发丁亮与玲玲偷情；为了树立权威，撤销丁水阳老师的职务；为了死后这枚村章能陪葬，去找丁水阳给丁跃进说情，这些都是权力驱使的结果。在村人眼里，这枚章的获得不仅能让人拥有权力，还能得到生活物资，贾根柱与丁跃进想着当了村主任、支书后就能改善家里的境况，能在死之前给家人些物质保障，于是利用权力拿走学校公共财产，允许村人伐树，占用政府补给。在丁庄，权力的有效性被扩大化，没有权力的丁庄人选择屈服于权力，血头丁辉的儿子被村人毒死，因为他非法卖血让村人患上艾滋，人人对他感到厌恶，但他当了县热病委员会副主任后，却受到村人的迎合巴结，帮其安葬弟弟丁亮，改葬儿子，而丁辉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给儿子与县长患有羊痫疯的女儿配阴亲。无论权势大小，在这个艾滋病村里都有重要的作用，它驱使这些艾滋病人做出改变，与健康人相比他们更加急切地追逐权力，享受权力。
相对丁庄人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奥兰市民对权力并未产生敬畏感，《鼠疫》里的奥兰城面临突然爆发的瘟疫，政府的措施并没有改变疫情，为了安抚人心，不及时宣告疫情出现，直到疫情扩散才开始封闭全城，隔离病人；对疫情不进行事实报道，大肆宣扬乐观主义；在执政能力上，火灾次数增加时不能有效控制纵火案件的发生，这场与鼠疫长达十个月的战争中政府权力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反而政府的权力、威信受到市民的质疑、埋怨。与政府权力的无效相比，另一支民间组织的卫生疫情组反而在这场瘟疫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克鲁与里厄组织的志愿防疫队在安置病人、控制疫情中都展示出了人民的力量，最终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使得疫情被控制。在政府与鼠疫的较量中，政府的权力功效被弱化，人民自身的对抗消灭了鼠疫，赢得了自己的幸福。加缪作为存在主义作家，在《鼠疫》里通过对奥兰政府形象的弱化，显示出人在困境中力量的无限性，在这场突发疫情里，奥兰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回健康生活，重獲幸福。
丁庄人因为贫苦、闭塞的环境，权力对他们而言意味着能够换取物质资源，能够过上好日子，所以在艾滋病出现后，人们更加依赖于这种权力，期望能在最后的日子里享受到好生活。而依海而建的奥兰城是一座生活安逸的现代城市，虽然生活平淡，但人们周末还能悠闲享受假期，当面临鼠疫的突然爆发，他们更多的是恐惧，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官方组织对这场瘟疫负责，而政府措施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官方受到民间的叩问、质疑，权力的有效性被弱化。这是阎连科与加缪在不同环境里对权力的感受，阎连科从小体会到权力在农村的威严，加缪“二战”中体会到政府的无能，所以在《丁庄梦》与《鼠疫》里两位作家呈现了权力在社会环境里的不同效能。
二、道德观：沦落与坚守
荒诞笔法是阎连科与加缪作品的特色，在疾病中这种荒诞叙事也渗透着真实，在孤独、绝望的环境里更能催生人的异端观念，“瘟疫隐喻常被当作社会和心理灾难的一个同义词”，艾滋病“作为社会脆弱性的标志的疾病所滋生的不祥幻想”②，它们被视为社会道德颓废或异变的结果，是遭人谴责之物，其背后都蕴含着人的道德评判以及健康人对疾病患者的审视。阎连科与加缪将丁庄与奥兰城设置于特殊环境之中，其背后隐喻的道德意蕴值得品味。
丁辉为了发家致富成为血头，重复利用针头，私自多抽村民血来谋取钱财，而村民相信卖血能有好日子。正是钱的驱使使买卖过程中丁庄人染上了艾滋，得了热病，十年后形成了“热病潮”，丁庄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艾滋病带给他们的除了身体上的磨难，还使他们道德观念发生了转变。丁亮与其堂兄弟丁小明的媳妇玲玲偷情，这种违背传统伦理观的行为并没有让丁亮与玲玲感到羞愧，在被揭发后，他们还是生活在一起，最后结了婚。在学校生活的这些艾滋病人也没有因此感恩于集体生活，他们偷粮、偷钱，在上缴的粮食里掺加石头、砖头，瓜分学校的公共财产，砍伐完庄里的大小树木，他们没有为自己的下一代着想，更多的是想着如何在死之前得到些东西，到最后学校的东西没了，整个村里也是一片荒凉景象。正是受到艾滋病这种不治之症的侵扰，丁庄人知道自己生命短暂、命不久矣，他们不再把自己禁锢于传统道德的评判中，而是回归于人的原始欲望，不计后果地去得到一切。
封城后奥兰市民在与外界亲人隔绝的流放感中变得团结，心里的恐慌没有使奥兰人改变自己的价值判断，反而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坚持自我，坚守着自己的道德观念。主人公里厄作为医生，对鼠疫患者进行隔离、治疗，即使感到害怕，也依然坚持与这场鼠疫作斗争；克鲁积极组织志愿防疫队参与到鼠疫治疗工作中，外地人朗贝尔一心只想离开奥兰与爱人相见，但最终在得到可以出城的机会后选择了留下，虽然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但他们相互理解与尊重，在目睹奥东儿子去世后，他们都感受到心痛难受，他们都会对生命的逝去心痛。善良的格朗在患上鼠疫后被治愈，而有罪责的科塔尔没有感染鼠疫，却在鼠疫结束后被捕，这种反差对比例证了道德作为评价人的标准，是人应该坚守的道义信念。
艾滋病与瘟疫作为人类厌恶的隐喻，疾病背后的道德寓意值得深思。无论是丁庄人的道德沦丧还是奥兰城人民在这场鼠疫斗争中所坚守的道义，两者都是疾病境况下对人类道德标准的拷问与审视，正如“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③这是疾病对人的考验，更是人类对自己战胜或超越自己的考验。
三、生命态度：无奈与反抗
在疾病的折磨下人的生死观显而易见，面对艾滋病的无法治愈，鼠疫的突发性，人们被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种独特的自我体验隐含的是作者对世间悲痛命运的哀叹与反思。
阎连科七次到达河南蔡县艾滋病村进行实地调查与资料搜集，前期的准备让他在《丁庄梦》里成功地完成了对灾难悲剧的书写，从农民离开赖以生存的土地依靠卖血为生时，丁庄人的悲剧便开始了。与《日光流年》患喉堵症的三姓村人相比，患热病的丁庄人对命运的态度与其截然相反，三姓村人虽活不过四十，但他们依然试图通过劳作来抵抗死亡，丁庄人在知晓艾滋病无药可治后，没有过多的垂死挣扎或放手一搏的悲壮，而是无奈接受，得过且过。聚集在学校里的病人，除了睡觉、聊天、下棋，不再去干活，能活着一天就“享受”一天，只希望能过上最后一段“好”日子。患病的丁亮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快死的人……”与玲玲偷情是因为快死了，自己还年轻，要“享受”生活；偷情被发现后认为人都快死了，为什么要在乎自己的面子；最后与玲玲结婚，同样是因为要死了，高兴一天是一天。“要死了”成为丁亮的口头禅，也成为他对生命的态度，既然得病了，就只管过一天算一天，何必反抗，何必挣扎？丁庄还存在一种特殊现象，就是大家都在准备自己的棺材，没有棺材本就砍树做棺材，他们就像一群知道自己即将死去的人在为自己善后，他们接受自己的早死，这种接受是一种面临死亡时无可奈何的接受，是对生命苦痛悲剧的无奈接受。
同样的疾病悲剧下，加缪的《鼠疫》更想表述对生命苦痛的反抗。加缪童年丧父，妻子西蒙娜对婚姻的不忠以及长期受肺结核的困扰，这些艰难、苦痛反而铸成他性格的坚韧，加缪曾给导师让·格勒尼埃写信说：“一个年轻人不可能完全自暴自弃。各种各样的厌倦情绪并不会使他丧失自身拥有的不断振作起来的力量……我觉得我具有抵抗力、毅力和意志。除此之外，还有如此美好的良辰和亲切的友人。”④对艰难生活的积极应对在《鼠疫》里演化为对疾病的反抗。医生里厄与卡斯特尔积极治疗病人，研制血清；格朗、朗贝尔参与民间防疫队；感染鼠疫的奥东儿子菲利普对鼠疫的顽强抵抗，他们为生命而反抗，与鼠疫作斗争。在克鲁身上更能体现对生命的反抗精神，年少的克鲁因父亲对犯人生死的冷漠而离家出走，他想成为一个健康、正直、纯洁的人，所以他组织防疫队，关心有劣迹的科塔尔，成为里厄的好搭档，虽然瘟疫与自己无关，但面对死亡，他无法做到置之不理，只有加入鼠疫抗争中，他才能获得安宁。克鲁在感染鼠疫后，并没有过多呻吟，正如他说的：“我不愿死，我要斗争。不过要是我输了，我也希望有个好结局。”克鲁在这场斗争中死去，但他赢得了心理的安宁与里厄及朋友对他的美好回忆。这种反抗是对鼠疫的抗争，更是对人类生命苦难的抗争。
对待疾病，无论是无奈接受还是积极反抗，他们都通过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归宿，都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代价，《丁庄梦》描述了面对人生苦难的无奈，《鼠疫》则蕴含对待生命的反抗意识，这不仅是两位作者东西方不同文化环境下对生命苦难的理解，同时也映射出面对苦难，人的态度对其生命走向的干预和影响。
四、结语
《丁庄梦》与《鼠疫》在作者自身的疾病体验下，保留了自己对疾病的理解与参悟，体现了阎连科与加缪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丁庄人与奥兰人在疾病中有着不同的生存体验，艾滋病与鼠疫都被视为特定时代下人类难以抵抗的疾病，对二者的体验既有相同点又有差异处。面对苦难悲剧的命运，人在健康到疾病甚至死亡的路途中通过自身“立与变”的方式去适应生命的悲痛，揭露了人对权力、道德以及人生态度的不同选择与感悟，都体现着作者对疾病的不同寓意，对生命的不同阐释。这种区别受到双方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影响，不同的人生体验也促成了作品对人生的不同思考，尽管被看作中国版的《鼠疫》，但阎连科是在中国农村生活的经验中完成对农村生存状况的思考，加缪则更多的是在战争的感受下对生命价值的深思。
{1} 阎连科：《丁庄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2} 苏珊·桑格塔：《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3} 阿贝尔·加缪：《局外人·鼠疫》，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4} 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顾嘉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作 者：蒋佳芸，文学硕士，西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編 辑：李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