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缝中的挣扎成都摄友会论坛
施海淑
摘 要：谌容的《人到中年》展现了四十二岁的眼科骨干女医生陆文婷在年龄的缝隙、性别身份的缝隙中无奈挣扎的工作与婚姻家庭生活，讨论了中年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所遭遇的尴尬、窘境。虽然涉及女性的工作与婚姻家庭，但《人到中年》从文本的表达手法到对陆文婷在种种缝隙中挣扎的描述，都显示这部小说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问题，而不是“女性”的问题。
关键词：《人到中年》 陆文婷 缝隙
《人到中年》是谌容在新时期最受瞩目、备受赞誉的小说。对于这部小说，最一般的评价就如它的题目所提示的，落脚点首先都放在“中年”上。确实十分明显，这部中篇小说最大的篇幅所涉及的除了主人公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就是陆文婷的丈夫、专攻金属力学研究的傅家杰，以及先是她的医学院同学再是医院同事的好朋友姜亚芬和同样是大夫的姜亚芬的丈夫刘学尧。当然，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不可忽视的是，小说最重要的主人公是陆文婷。实际上，小说的展开，就是从陆文婷心肌梗塞晕倒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朦胧不明、飘忽不定、明暗不分的感觉开始的。而恰恰就是那些不明、不定、不分的灰色地带，清晰地映刻了“陆文婷”无奈的挣扎。
正如郜元宝在1995年就已经正确指出的：“尽管思想批判的光芒时隐时现，尽管被揭露的生活真实常常像陆文婷的眼科手术那样，如履如临，小心翼翼，割开了又缝合，缝合了又割开，尽管一切都似乎融化在东方女性轻轻的叹息、温柔的责怪和坚韧的承受之中，尽管整篇叙述始终显得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我们还是感到了一个挺立的批判主体的存在，甚至好像可以看到作者满脸的愤激和忧色。”{1}
《人到中年》立体地展示了陆文婷（们）在种种缝隙中的窘境：作为医术精湛的眼科医生，陆文婷用她的手术刀切开了眼疾患者的眼睛，又用针线缝上，给他们带去光明；作为心肌梗塞病人，放下手术刀的陆文婷在用另一把“手术刀”切开了女性知识分子的生活后，在那些或宽或窄的缝隙中，却束手无策，无所适从。
一、在文本的缝隙中
确实，《人到中年》是从描述躺在病床上的陆文婷大夫的意识开始的，具有十分鲜明的“意识流”小说的特征。但是，《人到中年》又有着与一般的，也就是那种从始至终使用“意识流”结构布局的小说不同。而结构布局的不同所造成的“缝隙”又渗透、泄露出更多文本深层的意涵。
按照较早使用并且创作了成功的“意识流”作品的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的观点以及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等一些评论家的观点，作为一种“现代派”文学创作的典型手法，“整个所谓‘意识流运动就是从经过夸张的男性文学向某种女性文学的复归。只要小说内容从室外转向室内，从野外转向深闺，从逃婚转向相爱，从行动转向思量，从理智转向情感，女性‘第一人称（persona）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代言人，甚至在男性作家的小说里也是如此。而且，与小说最初兴起的那些年代一样，女性小说家占据着首要地位”{2}。苏珊·S.兰瑟（Susan Sniader Lanser）在那本著名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中除了提出她有关“意识流”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意义的补充之外，也从叙事学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等人对“意识流”的观点，并十分明确地提出：“‘女性声音——在她的论述中指‘叙述者语言形式上的性别——‘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3}在并不完全使用“意识流”手法的《人到中年》里，苏珊·S.兰瑟所谓的“张力”显得愈加显著。
《人到中年》一共有二十二章，除了第二十一章是对即将出国的姜亚芬在飞机场写给陆文婷的信的“引用”之外，其余的二十一章除了个别段落的穿插之外，从叙事的手法角度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意识流”叙事——第一、三、五、十一、十七章；“第三人称”叙事——第二、四、六、七、八、九、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二章。
一共有二十二章的《人到中年》讲的主要是陆文婷在心肌梗塞晕倒之前的三天里的种种经历：既有在单位里与各种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的交往，又有与同事、好朋友姜亚芬、刘学尧的饮酒夜谈，更有与丈夫傅家杰、儿子圆圆和女儿佳佳的家庭生活的碰撞。“意识流”叙事的部分是躺在病床上生死未卜的陆文婷对种种亲身经历的回忆、感受、评价；而“第三人称”叙事部分则是对那些种种经历的叙述，也包含对傅家杰、姜亚芬、刘学尧、孙逸民、赵天辉、秦波、焦成思等人的感受、评价、判断等。
综上所述可见，《人到中年》虽然是以陆文婷的“意识流”结构文本的布局，但却又有明显多于“意识流”部分的“第三人称”叙事部分：如果说，“意识流”是具有女性性别意识——明显或暗示——的表达手法，那么，“第三人称”的叙事，则是公认的最根深蒂固、不言而喻的具有“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的手法。就此层面而言，实在很难说《人到中年》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坚定的女性（主义）意识的文本。但是，两种写作手法的交织使用又是如此确然，与其去寻求弥合两者间的鸿沟，从而不可避免地遮蔽它本来就被隐藏起来的矛盾，不如将两者间的缝隙撑大，从而发现揭示矛盾甚至解决矛盾的可能方法。
确实，正如《人到中年》这个题目已经暗示的，在两种写作手法交织又冲突的表达中，陆文婷（们）的种种生活被撕开了或大或小的缝隙。
二、在年龄的缝隙中
“中年”确实是一个尴尬的年龄段，无病无灾的年月，也许还能好点，那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然后走上工作岗位又经历过劫难的、在1979年的“中年”又是怎样的呢？
陆文婷，1961年24岁医学院毕业，成为孙逸民主任眼中“很有希望”的眼科大夫；1979年，她42岁，已经成长为医术过硬的骨干，但不仅不是“主任大夫”，甚至还不是“主治大夫”，她还和十八年前一样是“住院大夫”。因此，陆文婷一个月的工资还是56.5元——不仅与高档物品无缘，甚至鸡、鱼、花生和瓜子这样普通的生活必需品都只能视而不见；一家四口住在十二平方米的房子中，家里唯一的一张三抽屉书桌给儿子用来写作业，她和傅家杰除了趴在床边的箱子上就再没有地方可以看书、写论文了；她在门诊和病房之间轮岗，除了需要专心致志给病人治疗，还要应付挑剔、跋扈、自私的高干夫人秦波。
与副部长焦成思的夫人秦波的接触，最能看出陆文婷的尴尬处境：第一次在医院院长赵天辉的办公室见面，秦波就毫不客气地打量陆文婷，一句话没说，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疑虑、不安和失望，接着“客客气气”地拦住了准备给焦成思做检查的陆文婷，然后开始盘问陆文婷参加工作的时间、身体状况、对手术的把握等问题，尽管赵天辉在旁边极力推荐，都没能消除她的偏见。
焦成思住进医院以后，秦波与陆文婷第二次见面。秦波向陆文婷提出要给焦成思装外国生产的人工晶体，当陆文婷说那样的手术还在试验阶段时，秦波马上就又改变主意了——她怎么会同意在焦副部长身上做实验呢？当陆文婷表示焦部长的手术只是一般的手术没有必要按照秦波的要求“采取措施”时，秦波不高兴了：“我的同志哟！不要轻敌嘛，咹？轻敌思想往往造成失败，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过的……”{4}怪不得孙逸民叫她“马列主义老太太”：对人总是轻辱的态度、满心全是自私的打算却又习惯地常常以“我的同志哟”表示“亲切”，以“我们党”“组织”“人民”“领导”“革命”等来掩饰个人的目的。陆文婷既没有将给部长、主任等动手术看作是什么无上的光荣，也没有将秦波的侮慢放在心里。每一次无聊的谈话中，陆文婷可惜的是对时间的浪费和对工作的耽搁，但是她明白焦成思也是病人，对待病人她的态度是一样的——“文革”时的“叛徒”焦成思是她认真手术的病人，现在的“副部长”焦成思也是她认真手术的病人，他和从农村大老远来的张大爷以及胆小娇气的小姑娘王小嫚没有什么不同。
陆文婷的丈夫傅家杰虽然没有那么多需要应付的难缠的人，但在很多方面和她也是一样状况：眉清目秀，但是头发却秃顶了，额头上也长了皱纹；度过了漫长的“科学、技术、知识统统打倒”的岁月，被造反派封闭的实验室又打开了，被取消的研究项目又被列为重点了，他又成了大忙人，但他的家，却依旧没有空间放下一张书桌。坚强、体贴的妻子为了让他有个安静的环境安心研究，不得不提出了“分居”的建议——让他搬到研究院去住，把耽搁的“十年”补上，把“八小时变成十六小时”。
这样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妻，他们为了“做出新的贡献”需要刻苦钻研，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还需要照顾上小学的儿子和在托儿所的女儿，带着孩子忍受很差的生活环境，载负沉重的生活重担。尽管他们总是那么乐观、隐忍、坚持，但是他的秃顶、皱纹，她突然的心肌梗塞却将他们背后的艰辛、困难、苦涩等都呈现了出来。只有在各种压力将人压垮、倒下的时候，人们才稍稍有所意识，但那又能怎样呢？
当医院院长赵天辉在陆文婷的病床边看到傅家杰的秃顶和皱纹时，他的判断是：“看来，他不大会保养身体，当然也就不会知道怎样爱护自己的妻子。”⑤医院院长赵天辉怎么会知道傅家杰在北海给陆文婷念诗的浪漫、在家为她用塑料布隔出小“书房”的体贴、他去了单位但因不放心家里又回来的关心呢？他又怎么会知道这个傅家杰，既精通两门外国语又擅长各种家务呢？院长赵天辉让科室主任孙逸民调查中年大夫的工作情况、收入情况、生活情况、住房情况，并“做个材料”给他，可是，那有什么用呢？他留给孙逸民的是四六不着的承诺：“我拿了它去找市委，找卫生部去，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求爷爷，告奶奶，也要把这张状子递上去。中央三令五申，要珍惜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科技人员待遇，总不能到了下边就变成一句空话吧！前天还传达市委开会的精神，要重视中年干部。我还是相信，有办法的，会解决的。”⑥
赵天辉的“承诺”就像秦波对一个早上连做了三台手术又赶回家给孩子做饭，最后终于心肌梗塞倒下的陆文婷的“安慰”一样：“你想吃什么，缺什么，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我们帮你解决，不要客气，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你还年轻，要乐观些。对待疾病嘛，既来之，则安之……”⑦她又批评赵天辉：“赵院长，我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你怎么也不了解情况哟……赵院长，我可要给你们提个意见呀，像陆大夫这样的人才，怎么平时不关心，让她病成这样呢？中年干部，现在是我们的骨干力量，我的同志哟，要珍惜人才呀！”⑧秦波自己又是怎样的“关心”“珍惜”骨干力量的中年干部呢？
陆文婷、傅家杰还有和他们同龄的姜亚芬、刘学尧就是在这样的“中年”缝隙中苦苦坚持、挣扎的。
三、在性别身份的缝隙中
中年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尴尬的，除了在工作上的遭遇，还有来自家庭婚姻生活的重负：最常见的状况是上有父母需要赡养孝敬，下有孩子需要抚养教育，生活中的一桩桩一件件大大小小事情，都需要付出精力与时间。陆文婷和傅家杰最需要照顾的是他们的儿子圆圆和女儿佳佳。
在那些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傅家杰承担了所有的家务，除了不会纳鞋底，其余缝纫蒸煮等家务他都学会了，成了技艺娴熟的全能“家庭妇男”，这倒能减轻了陆文婷的负担——幸？抑或不幸？但他恢复工作之后，原来的家务活自然就落在了陆文婷身上：工作日里的中午，陆文婷放下手术刀脱下白大褂紧接着就要拿起切菜刀系上蓝围裙，生火做饭的所有步骤要在五十分钟里完成，才能保证下午圆圆准时到校，她和傅家杰准时到岗。这还是最好的状况，碰上突发事件，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就会被打乱，就有可能影响到每个家庭成员的学习、工作。然而，意外总是不可避免，甚至总比想象的要多，要麻烦。
尽管托儿所早早就来电话告知陆文婷佳佳发烧了，但放下电话接诊病人之后，她很快就把佳佳忘在了脑后，等到下班了她才想起来。当她赶到托儿所时，连阿姨都忍不住抱怨起来。陆文婷在托儿所的隔离室看到佳佳：“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躺在小床上，她的小脸蛋烧得彤红，小嘴唇儿张着，小鼻子吃力地闪动着，眼睛却闭得紧紧的。”⑨有哪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病成这样而不心疼呢？等她把佳佳带到医院打了针，取了药再回到家时，已经快一点了，而圆圆也在焦急地等着她做午饭呢。圆圆的催促让她更加心烦意乱，吼了圆圆之后，看到圆圆眼里打转的眼泪儿又让她觉得内疚起来。早上煤块存的火一时是上不来了，又没有剩饭剩菜，她只能让圆圆到外面买烧饼充饥了……佳佳呢，她要上班了，她是多么不愿意再去麻烦院子里的陈大妈帮忙，但是她又怎么忍心再把生病的佳佳抱去托儿所呢？
陆文婷从来不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她钻研业务、认真细致，不仅有高度的责任心，而且有极大的勇气。在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她就敢提出对门诊大夫的诊断不一样的意见；在那个动乱的时期，造反派冲进医院，她一丝不乱，镇定地将干扰挡在手术室外，因为这件事而给派上“包庇叛徒”的罪名，她都没往心里去；现在，在对待秦波那样难缠的家属时，她也不卑不亢。但是，对于婚姻，对于自己在家庭中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她却常常有疑问，有顾虑：“或许，一生的错误就在于结婚。不是人常说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那时候，自己是多么天真，总以为对别人说来，也许是如此。对自己来说，那是绝不可能的。如果当时就慎重考虑一下，我们究竟有没有结婚的权利，我们的肩膀能不能承担起组成一个家庭的重担，也许就不会背起这沉重的十字架，在生活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艰难！”⑩当初谈恋爱的时候，陆文婷也曾发自内心的感慨过：“爱情竟是这样的迷人，这样的令人心醉！她简直有些后悔，为什么不早去寻求？”{11}后来的家庭生活中，傅家杰疼爱她、体贴她、理解她、尊重她、支持她，想方设法为她在狭小嘈杂的环境中辟出一个学习的空间，也从不抱怨她对工作的全力以赴。两个孩子也都那么听话，没有给她增添什么额外的麻烦。但是，陆文婷却依旧免不了因为分身乏术而对自己承担妻职、母职的能力产生怀疑。在那些她为了加班研究的傅家杰能专心工作而装睡的深夜，在那些她焦头烂额地奔波于医院和家庭之间的短暂的中午，在那个姜亚芬夫妇来告别、傅家杰半开玩笑地“发牢骚”的夜晚，在那个佳佳生病圆圆挨饿的中午，她自责、自怨、自艾的情绪更加浓重。沉重的现实负担和心理负担终于把陆文婷压垮了，在做了三台手术之后匆匆赶回家的路上，她因心肌梗塞倒下了……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眼科大夫陆文婷，在模糊的意识中回忆和挂念的，除了那一双双在她手术刀下被治愈的眼睛，还有傅家杰的眼睛和他念的诗，还有圆圆一直想买一双白球鞋的心愿，还有佳佳一直想扎着小辫去托儿所的心愿……然而，即使在那样的生死关头，她也依旧顾虑重重：紧接着圆圆想要的白球鞋而来的，是写着三元一角、四元五角、六元三角……的标价牌；紧接着佳佳想扎的小辫而来的，是“她没有时间，星期一早上医院的病人也最多，哪怕一分钟的时间，对她来说都是宝贵的”{12}。什么时候，陆文婷才能全心全意地做那些她早想对丈夫、儿子、女儿做的事情呢？
比起工作中的“游刃有余”，家庭生活对陆文婷来说，真是举步维艰。如果说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作为大夫的她总有面对的信心与能力，那么对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她可显得太无奈，太无力了。
就是在“大夫”和“妻子”“母亲”的缝隙中，陆文婷既无法选择，又无法应对，当然，并不是她不愿意勇敢面对，不愿意尽力解决。佳佳生病不想去托儿所时，她都不愿意打电话给傅家杰，是怕占用傅家杰的工作时间；傅家杰合上书本不再使用台灯怕影响她的休息时，她说服傅家杰住到研究院把耽搁的研究恢复起来——她是多么需要傅家杰的共同承担啊，却又不得不做出那样的决定。对于一个人来说，那些实在是太过沉重的负担了。
不少评论者认为，《人到中年》是一个“女性文本”。确实，《人到中年》所体现的挣扎是那么的明显，不仅是陆文婷的挣扎，更有谌容的挣扎。谌容遥接“五四”时期庐隐、冰心、丁玲等对“新女性”问题的关注，又对当代女性的困境有着深切的体验和深入的观察，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如果说，“女性文本”意味的是“以女性为中心”，那么《人到中年》实在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女性文本”。就表达手法而言，它并没有自始至终使用性别色彩浓烈的“意识流”，反而更多的章节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的手法；就内容而言，它用于“知识分子”的笔墨也远远多于用于“妻子”“母亲”的笔墨。它确实涉及了“女性”身份的问题，但是，即使是20世纪80年代最激进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者都没有像欧美的女性主义者那样提出完全抛弃妻子、母亲的身份，更何况是声称自己很“传统”的谌容，是不可能与后来的女性主义写作者有一样的思考与表述。也许，这就是戴锦华在探寻“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时，认为“谌容的《人到中年》则率先以知识分子待遇的社会问题书写，成为‘尊重知识‘科技兴国等主流话语的先声”的原因吧。实际上，《人到中年》也确实如戴锦华在评价整个20世纪80年代女作家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女性角色的性别自我不仅朦胧暧昧，必须覆之以‘人性‘灵魂等超越性的光环……”{13}
{1} 郜元宝：《〈人到中年〉简评》，《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3期，第101页。
{2}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X页。
{3} [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4}{5}{6}{7}{8}{9}{10}{11}{12} 谌容：《人到中年》，《谌容小说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36页，第205页，第204页，第273—274页，第274页，第215页，第221页，第189页，第267页。
{13} 戴锦华：《新时期文化资源与女性书写》，见叶舒宪主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