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春秋》是鲁国的一部自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的可信编年史，《春秋左氏传》为其作注。《左传》不仅生动再现了历史，为我们构筑了春秋时代历史发展的框架，同时还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作为“叙事之最”的《左传》在叙述语言、材料剪裁、行文逻辑等方面都堪称叙事典范。鲁桓公六年楚随交锋，仅此一事便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以此为例，能够初步探寻一些关于《左传》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左传》 叙事 楚随交锋 季梁 斗伯比
《春秋》记载，鲁桓公“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①。以地名为国号，楚亦名荆。
桓公二年各诸侯国开始忌惮逐渐强大的楚国，四年之后即桓公六年，楚即与邻近国家随国发生战争。
“楚武王侵随，使为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②《春秋》笔法谨严有序，往往将作者的情感态度用字本身表达出来，描写楚与随之间的战争，用了“侵”字，隐晦地点明了楚是非正义一方。并且楚君命令为章与随国交涉，实际上为章已经深入到随国的瑕地，可见随国形势危急。随国便派少师（随官名）与楚交涉。
斗伯比（楚人，芈姓）向楚君表达了对此次战事的看法，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以羸师以张之。”③斗伯比的这番话分析了楚国目前的状况，楚国一直想要吞并汉东诸国来扩张自己的领土，却始终未能实现。伯比认为如今借与随国的战事，可以吞并汉东。以前，他若是率领楚国军队出兵，汉东小国为求自保一直都是联合在一起对抗楚国，所以楚国一直难以击破，而若想瓦解汉东诸国联盟，随国是关键。随乃汉东大国，若随国军事力量被削弱，那么其他附庸的小国一定会纷纷弃随国而去，那么这样的局势对楚国就十分有利了。所以他主张用一支弱小的军队作为诱敌之兵，隐藏楚国的精锐部队来造成楚国军事力量弱小的假象，随国主帅少师狂妄自大，一定会陷入圈套。
熊率且比（楚国大夫）只说：“季梁（随国贤者）在，何益？”④这一句话，无论是在历史上真实的楚随战争中，还是在后来文章的行文布局中都起到相当关键的作用。熊率且比这句话表面的意思是随国有季梁在，那么刚才这些计策是不会奏效的，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斗伯比刚刚的建议。而从写作艺术上看，这句话则起到了侧面烘托季梁贤者形象的作用，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兴趣：是怎样的一个贤臣，能让敌国的大臣如此无奈呢？甚至只要有他在，就能保住一个国家？
斗伯比继续说出自己的谋略：派羸弱之师诱敌，或许在此次战争中不会奏效，但是一定会为在随国少师得到随国国君信任时起到作用。至此，楚国一方形势已经清晰。
“王毁军而纳少师”承上启下，言随国形势。少师归国后，却如斗伯比的预料，极力主张继续追击楚军，随侯也即将应允。此时，季梁出现并要阻止。不知历史的真相是否如此，还是只是《左传》高超的叙事技巧，将季梁在随国危急的情况下引入文中。这样的构思更容易突出季梁的贤能，而季梁的出现，也恰应验了熊率且比的预言。两国各自的谋臣之言相互映照，更能反映出战前气氛。
季梁不愧为随国贤臣，劝谏之言相当精彩：“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⑤季梁的话是承认了楚国的强大，很客观地陈述了事实，并且指出在随国弱小的情况下想以弱胜强，弱小一方必须要遵“道”才有胜算，而“道”的含义正是“忠于民而信于神也”。然后分层推进解释“忠”“信”：所谓“忠”就是“上思利民”，“信”就是“祝史正辞”。而目前随国的状况是“民馁而君逞欲”，即不忠不信，那随国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是不会战胜楚国的。季梁可谓是预设机锋。
听闻季梁如此说，随君为自己辩护：“吾牲■肥■，粢盛丰备，何则不信？”⑥随君是从自己的祭祀食品丰厚纯洁，能得到神灵庇佑来反驳季梁。随君的话充分地反映了上古时期人们的迷信思想以及上古人心中“祀”的重要性。
季梁回答：“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藩滋也，谓其不疾■蠡也，谓其备■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富，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⑦
季梁作为春秋初年的人，没有能够逃脱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依然具有鬼神思想，但是从他如何“敬鬼神”中，我们能看出季梁具有相当前卫的民本思想。首先，他承认了神的存在，并且指出民才是神的主。这里就包含着一个三段论：敬神保国，民是神主，那么若想保国，就一定要爱护人民，所以圣贤的君主都要先使百姓富裕。随君反驳季梁，说他已经做到了“牲■肥■，粢盛丰备”，那季梁就各个击破，来定义一下什么是“牲■肥■，粢盛丰备”。然后指出若想真正做到“牲■肥■，粢盛丰备”，就一定要重视农业生产，不要耽误百姓农作的时间；传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于四方，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使祭祀的事物真正丰盛洁净起来。
虽然季梁的劝谏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没有摆脱“敬鬼神”的思想观念，但难能可贵的是他能从“敬鬼神”这样的时代观点出发，在遵循社会大背景的前提下强调人民和百姓的重要性。可以说随君的思想是相当简单幼稚的，抑或是说随君会如此为自己辩驳早已在季梁的预料当中。在随君为自己辩护之前，季梁已经留下了可供随君为自己开脱的抓手，即“今民馁而君逞欲，臣不知其可也”。在预设机锋这一点上，与孟子的论辩技巧十分相似。而在处理具体论据的方法上，无论是第一次谏言还是第二次反驳，季梁总体的语言架构都是先总后分，总陈观点后，再具体论证。
季梁的一番话涉及农时、五教、亲族，分别指示农业生产、社会文化、亲族关系，当时具有十分突出的前瞻性，能够劝谏君王、引导君王在行君事的时候要考虑到以上几点，若至于此，那么这个国家的内政一定十分修明。
如此一番激烈感人的陈词终于感动了随君，楚和随的第一次交锋以“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而告终。
纵观楚与随此次的交锋，《左传》侧重于对双方决策起到关键作用的关键人物的刻画上，可谓是详略得当。《左传》并未采用浓重的笔墨来大肆渲染随国的危急形势和双方交涉的详细情况，而是从人物入手，通過人物的语言来折射事件全貌。
楚国的关键人物是斗伯比和熊率且比，在这次交锋中楚攻随守，斗伯比提出的计策是完全适应当时形势的，楚国只有瓦解汉东联盟，引诱随军出击，才能得胜；而熊率且比也不失为一位睿智的谋臣，他做到了知己知彼，知道随国有贤臣季梁，可能识破楚国所有计谋；而斗伯比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并且设想到了计策失败的最坏结果。或者说楚随第一次交锋只是伯比的一次试水行动，在这次交锋中楚国或许不会大胜，但能为今后吞并随国埋下至关重要的伏笔，所以伯比一定要行动。
而《左传》正是借熊率且比的口来解答读者的疑问，而且能为随国季梁的出场做好铺垫。斗伯比和熊率且比相映成辉，《左传》通过二者间的对话来交代楚国形势，线索清晰，语言简练。同时也很委婉地刻画了楚国君主——楚武王任用贤能的特质，呼应鲁桓公“始惧楚也”。那么楚国自鲁桓公二年就引得各诸侯国惧怕也不足为怪了。
随国季梁也绝对担当得起贤者的美名，他能识破楚国的计策，而且从社会思潮“敬鬼神”出发，劝谏自己的君主行有德之政、亲兄弟之国，使随君能够“惧而修政”，让楚国不敢冒犯，成功化解楚军压境的困境。若是没有季梁的及时阻止，恐怕楚之斗伯比就不用如此费心铺垫，此次即灭之。“良禽择木而栖”，贤能的臣子只有碰到善用人的君王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力量，若是随君能够一直“亲贤臣远小人”，那么桓公八年楚再攻随，楚国未必获胜。楚臣正是料定了随侯会宠信少师才会步步为营，成功克随。
由《左传》所记载的楚随两国的一次交锋可以窥见它高超的叙事技巧：其一，取材详略得当，将描写的重点放在与战争密切相关的人物上；其二，布局巧妙、逻辑紧密，通过双方核心人物的对话来交代战争始末；其三，《左传》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用个性化语言突出人物形象，用对比烘托的方法刻画性格等。
唐人啖助称《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可见后代对于其叙事艺术的肯定。因此《左传》“叙事之最”之名实至名归。
参考文献：
[1] 左丘明.左传（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作 者：李佳艺，河南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5级在读本科生。
编 辑：李珂 Email：mzxslk@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