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 主体意识的觉醒
王梓默
谢惠敏是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中的人物，《班主任》创作于“四人帮”倒台后，科教文卫百废待兴，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创造出了几位典型的时代人物，有“文革”前的进步青年班主任，有因时代放纵无思想意识的流氓学生宋宝琦，有未受“文革”较大影响、思想新潮的女学生石红，也有从小受“四人帮”影响思想僵化盲从的团支书谢惠敏，作者将这些人物融汇在同一部作品中，以他们生活中的交往和不同思想的碰撞映刻出时代的紧张气氛。
谢惠敏是班级中的团支书，老师心目中好学生的代表，但她却与班主任之间有着一丝解释不清的矛盾，从她的主体意识入手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小父母就教导她“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这也奠定了她无产阶级、劳动者后代强烈的高尚纯洁思想；另一方面谢惠敏正值青春年华，满心想着祖国发展，想成为时代中有用的先进青年，这种想法太过强烈，从而引出她的盲从。对于她来说一切先进资讯都是从广播报纸中获得，读书只认可报纸上推荐、国家准许印刷贩卖的书籍。她的成长环境充满了“四人帮”的错误思想，并深受其毒害，无视人类文明所创造出的智慧结晶。
对于流氓转学生宋宝琦的到来谢惠敏充满信心，没有惧怕，她相信自己可以通过正确的斗争得到胜利。这是她主体意识里的自主意识在发挥作用，作为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后代，她的思想无疑是纯正的，同时她又是班级里的团支书，担当着动员、组织同学学习先进思想的任务，她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我是世界主人公且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所以无论是假想中与宋宝琦的斗争，还是与班主任和石红关于“黄书”的分歧，她所受的教育和文化氛圍都支持着她，这也是人的自我在自主意识中汲取坚定的养分。
谢惠敏与班主任、石红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思想意识的不同，班主任是经历过“文革”前后的人，石红是成长环境较为宽松的优越家庭的孩子，这导致他们不会对“四人帮”有错误的盲从。而谢惠敏则不同，人的主体意识是对自身主体地位、主题能力、主题价值的自觉意识，地位上谢惠敏是班级的团支书，能力上她是被新中国培养出的根正苗红的好青年，接下来自然要实现主体价值，而她所认为有用的价值就是做时代的卫道士，抵制一切与资产阶级有关的错误思想，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努力。
主体意识中还有另一个与自主意识相对的自由意识，指主体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要克服主客体的对立，实现主体的自由。谢惠敏的主体意识中自主意识占了较大一部分比例，而其自由意识发挥的作用则很小。文中对谢惠敏的描述“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这导致了她极端的性格，不认同石红的做法并与其发生纷争，小说结尾处班主任在去往谢惠敏家中时悟出工作的精髓，也想好要对谢惠敏说的话，那谢惠敏能否被说通呢？作为时代伤痕的典型人物，她能否发挥自由意识的作用，实现主体的自由，不以“四人帮”的错误思想为指南，而且能实现自我意识上的突破呢？
谢惠敏的形象集中了当时大多数青少年的思想状态，受“四人帮”影响。她简单，简单到看到《牛虻》里男女恋爱的插画就惊叫起来，要狠批这本“黄书”；她固执，固执到在看到同学把农民的麦子拿回家时气愤的态度；她思想僵化迷信，丧失年轻人的青春活力，认为穿短袖、带褶的花裙子就是资产阶级作风，把热衷于传播文艺消息的同学看作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认为不是正规渠道得到的书就是“黑书、黄书”，认为外国的“黄书”比中国的更“黄”；她盲从，遵从父母的意愿听话读书，轻信盲从时代的“革命”思想，以错误的思想状态支持着她的学习生活，盲目而愚昧。
谢惠敏的主体意识是单一而又僵化的，从她进入到社会时起，接触到的都是阶级斗争时代篡改过的思想事实，黑白颠倒的社会造就出黑白颠倒的人。她那一颗向着“共产主义”美好明天奋斗的“真心”，带有那个时代的盲从僵化特点，个人主体意识泯灭在“革命”“斗争”的时代氛围中。可以想象，一旦“四人帮”发出荒谬的指令，相信她一定会慷慨激昂、奋不顾身地飞蛾扑火，这是时代的可怜可叹可悲。
生逢当下时代的青少年，或许应该感到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