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赵堂子故居
在东城区金宝街南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不长不宽的赵堂子胡同，胡同15号曾是臧克家的故居。顶着炙热的太阳找到胡同西口的16号，对面却只有门牌是5号的一栋红砖居民楼，多番打听，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指着西口路北的一栋楼说：“原来臧克家他们家就在那儿，现在都拆了，盖成楼房了。”
自1962年，臧克家一家搬入这座院落，他在这里度过了四十年光阴。臧克家还在世时，很多人都曾拜访过这处故宅，也留下了很多文字资料。从资料上看，这里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三间南屋是臧克家的藏书之所，纷繁杂陈。他戏称书房是“杂货店”，并写了一篇散文《我的“南书房”》：“书就是朋友，虽然有亲有疏，有熟有生，可都牵动着我的感情。”“我爱我的‘南书房，我爱我多年苦心痴心累积起来的这为数不多的书。”
北屋是臧克家起居、写作之处。每天清晨，出外散步回来，盥洗和用过早餐后，他便埋首书案开始一天的工作。在寝室兼写作间里，四架书籍又占去了一半空间。在他的床头，也高高堆摞着几垛书籍。入夜，静卧床榻，一书在手，孤灯伴读。臧克家说，这是他一天中最舒心惬意，自得其乐的时候。冬日，这小屋里还会生一炉旺火。臧克家说他不喜欢暖气，而偏爱炉火。“炉子，它有光、有热、有个性。平日里，它炉火熊熊，火光闪闪，默默地陪伴着我：看书看到高兴处，它会劈啪作响，好像在那里鼓掌，分享你的快乐”。
外出散步的时候，他的兜里总是揣着糖果，分发给路上遇到的孩子们。臧克家平时事务繁多又身体不好，客人来访一般要事先约好时间。但是，孩子们却有一种特权，可以打破常规随时推开大门。在他们的眼里，臧克家不是什么作家名人，而是亲切热情可以掏出心里话的邻家老爷爷。
1995年，因年老多病且数次重症住院，臧克家才恋恋不舍地搬进了起居较为便利的楼房，但他却时常牵念墨香四溢的旧居。
生活成就的诗人
朱自清曾经指出，以臧克家为代表的诗歌出现后，“中国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歌”。众所周知，臧克家的诗篇不少描写的是农民的生活，因而有“农民诗人”的称号，这跟他幼年的经历不无关系。
1905年，臧克家出生在山东诸城县的臧家庄，一个封建的小地主家庭。祖父、曾祖父在前清都是有“功名”的。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很喜欢诗，情绪激昂之时便会大声吟诵喜欢的诗句。幼年的臧克家还不了解诗，但诗的气氛却鼓荡了他幼小的心。臧克家在《自己的写照》集子中说：“在当时只学着哼一个调子，今日回味起来，却有无限的深情与感慨了。”
然而臧克家8岁时，生母去世，父亲因病卧床多年，34岁也早早撒手人间。父母的相继离世，家道中落，境况大不如前。这时的臧克家经常和穷人的孩子一起玩耍，游泳、放风筝、捉迷藏。臧克家晚年回忆说：“小时候我是个野孩子。童年的乡村生活，使我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我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但他最忘不了的，是佃户六机匠和长工老哥哥。
六机匠有着一张巧嘴，每次赶集都去听书，回来后能把听来的故事活叶鲜枝地描述给臧克家。臧克家晚年回忆往事时曾说，“故事，就是六机匠的创作、诗的创作，听的人会被他领到一个诗的世界。我活了90多岁，中外小说也读了不少，但记忆最深、最能打动我的，还是童年时听六机匠讲的那些故事。”
臧克家曾为老哥哥写过两组诗、3篇散文，80多岁第3次写老哥哥时，仍痛苦得写不下去。臧克家后来曾在文章中追述，“老哥哥活了七十多岁，在我家劳动了五十多年。他二十几岁到我家作长工，论年纪比我曾祖父还略长，曾祖父以哥哥称呼他。我祖父、父亲都是从他眼底下长起来的，都叫他老哥哥。我也是这样。”可随着“老哥哥”日渐衰老，家里越来越觉得他是个累赘，“祖父最会打算，日子太累，废物是得铲除的，于是寻了一点小事便把五十年来跑里跑外的老哥哥赶走了。我当时的心情比老哥哥的还不好过，真想给老哥哥讲讲情，可是望一下祖父的脸，心又冷了。”臧克家对“老哥哥”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这也成了他后来创作的思想源泉。
三句诗打动考官
1930年夏天，31岁的闻一多出任国立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这年招生考试，闻一多拟了两个作文题：《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和《杂感》，考生可任选其一。
臧克家离开家乡后一段时间参加了国民革命，失败后意志消沉。25岁的臧克家凭着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决定去参加大学招考。当时入学考试的两项科目分别为数学和国文。国文试卷的这两道题他都做了，其中《杂感》他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做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杂感短小精悍，却表达出他在亲身经历过北伐和大革命失败后的悲痛消沉。
考试结束后，臧克家心情沮丧，因为数学交了白卷，自以为没有了希望。谁知此后不久，他竟收到了青岛大学英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学报到时，一位姓庄的教员告诉他：“你的国文卷子得了98分，头一名！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5分10分的很多，得個60分就不容易了——你却得了98！”闻一多以诗人特有的敏锐，看中了臧克家这首《杂感》，于是给了臧克家98分的最高成绩。可以说，闻一多的慧眼识才，改变了臧克家的命运。
臧克家最初入的是英文系，因为记忆力差，便想转系改读中文。当时，想转到中文系的人太多，全被拒绝了，当臧克家忐忑不安地站在闻一多身旁，自报姓名时，闻一多从写字台后仰起脸来注视了他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你来吧！”
就这样，臧克家成了闻一多的嫡传弟子，成了一名“诗的学徒”，此后他踏上了新诗创作的道路。
安放好每一个字
臧克家曾说：“下字也难。下一个字像下一个棋子一样，一个字有一个字的用处，绝不能粗心地闭着眼睛随意安置。敲好了它的声音，配好了它的颜色，审好了它的意义，给它找一个只有它才适宜的位置把它安放下，安放好，安放牢，任谁看了只能赞叹却不能给它掉换。佛罗贝尔教莫泊桑的‘一字说，每一个有志于写诗的青年都不应该看轻它。”
闻一多曾送一本自己的诗集《死水》给臧克家，扉页上题有“克家惠存”四个字，落款是一个“多”字。臧克家捧着它“如获拱璧”，读了一遍又一遍，臧克家对于诗歌的理解有了革命性的转变。这一时期，臧克家写下了《老哥哥》、《洋车夫》、《难民》、《贩鱼郎》、《神女》、《炭鬼》等一系列诗作。在闻一多的指导和鼓励下，臧克家的诗歌很快就在《新月》、《现代》等文学刊物上崭露头角。1933年，闻一多和两位朋友慷慨解囊，各出20块大洋，资助臧克家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当即在文坛引起广泛关注。那一年，臧克家28岁。1934年诗集《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
有评论家说，臧克家的诗来自泥土，来自故乡，来自内心与现实的最深处。难忘的童年经历使臧克家一生都把目光投注在那些遭受命运煎熬的穷苦人身上。臧克家后来这样说过：“我之所以在我的文学创作中为我的两位农民朋友留下了特殊的位置，是因为在我的生活史上，他们占的位置太重要了。他们不仅使我的童年生活过得充实、丰富，通过他们还使我认识了人生，对于贫苦的农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正因为如此，自1925年在《语丝》上发表处女作《别十与天罡》起，臧克家的诗歌始终与人民息息相关，悲欢与共。
臧克家去世后将部分骨灰留待与妻子郑曼百年后合葬，其余骨灰则撒到家乡4位故人的坟上，其中两位就是多次出现在臧克家笔下的老哥哥和六机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