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举办研究生 洛特曼文本理论 学术讲座
孟繁红
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塔尔图——莫斯科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洛特曼，创立了以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文本文化的方法论，构建了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洛特曼认为，文本是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其自身也可视为一个整体的符号系统，具有信息加工、传递、记忆和产生意义的完整功能。彼得堡神话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诗学系统，由不同的彼得堡文化符号和彼得堡文本组成。本文将进一步解读洛特曼关于彼得堡神话的文化符号学阐释，通过普希金的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的文本分析，来揭示彼得堡现代神话从文本、符号到神话的生成机制以及内在成因。
关键词：洛特曼 文本 符号 神话 彼得堡
尤里·米哈依洛维奇·洛特曼（Ю.М.Лотман），是20世纪苏联时期著名的文艺学家、符号学家、文化学家，塔尔
图大学教授，塔尔图符号学派和俄国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和领袖。他一生发表了八百多篇论文和著作，创建了文化符号学和符号域理论。他学术兴趣广泛，热衷于文学、史学、文化学的研究，被俄国学术界看作是“杰出的人文科学家”和“文化的复兴者”。在洛特曼众多的学术成果当中，其中关于彼得堡的文章被集中收录在《彼得堡的形而上学》《Метафизика Петербурга》和《彼得堡的象征和城市的符号学问题》《Символика Петербурга и проблемы семиотики города》这两部著作当中。
在《彼得堡的形而上学》一书中洛特曼写道：“尽管彼得堡的历史不长，却积累了大量的文本、符号、关系、联想以及大量的文化记忆，这些足以说明，彼得堡是世界文明中独一无二的现象。”①这里洛特曼对彼得堡所做的符号学阐述，充分表达着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思考：符号学从文本开始，最终以文化作为普遍对象而结束。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可定义为由文本构成的系统，是由不同文本构成的，也可以说文本与文化是一同存在、一起发展的。由此看来，文本是文化符号学的核心概念，被文化赋予生命，与文化组合成有机一体，也与文化构成二元对立。
彼得堡作为文本（符号）和文化的相互转化在普希金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中得以体现。小说在第一章、第八章和第九章集中描写了彼得堡的文化生活。生活分为两个方面，即上流社会的文化生活和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上流社会的文化生活是伴随着主人公日常行为而被符号化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一名天生的彼得堡人，出生在涅瓦河畔，漫步于夏园渡过了少年时光，成年后接受的是貴族传统教育，有着风雅的外表，机智的谈吐，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这些鲜艳浓厚的色彩标记，层层叠加，反复编码，描绘出主人公在彼得堡生活的中心场域和主人公性格的自然特征。
随后关于彼得堡上流社会文化生活的符号在主人公的交际行为中层出不穷，扑面而来。这些符号紧随主人公社交场所的变化而变得异常活跃。剧院、舞会、宴会共生了彼得堡的文化符号系统，构建了彼得堡的文化空间。剧院里有华丽的舞台、通明的包厢、神奇的音律、开启的大幕、婀娜的仙女……宴会上有嫩烤的牛排、新鲜的馅饼、金黄的凤梨、肥腻的油汤……作者精心地描绘了剧院和宴会的诸多细节，这些精准的元符号结构无不渲染着彼得堡上流社会文化生活的五彩斑斓，奢侈豪华。然而，身处在此空间里的主人公（这位天生的彼得堡人）的行为习惯却是另一番景象：“我忧郁的视线，冷漠观望人们的欢乐……”“我露出忧郁而苦恼的神气……”“我操纵剧坛，评语恶毒……”主人公的这些举动都在说明一个真理，他与彼得堡的上流社会表面上融为一体，实际上却格格不入，与其说他是上流社会的一个局外人，不如说他是一个彼得堡的局外人。心理上远离彼得堡的中心场域，精神上游离在彼得堡的边缘地带，他没有生活目标，精神极度空虚寂寞，于是学会了嫉妒，学会了虚情假意，变得玩世不恭，最终厌倦了上流社会的喧嚣，患上了俄罗斯的忧郁症。与主人公所代表的上流社会生活截然相反，小说中关于彼得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描写表达了城市商业贸易的喧闹：“彼得堡已被鼓声惊醒、人声鼎沸、闹闹嚷嚷。商人起床，小贩在活动，车夫向停车场慢慢儿磨蹭，奥赫塔女人提着罐奔忙，早上的雪踩得咔咔直响……”②这里，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符号系统与主人公行为的符号结构、上流社会的生活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都走向了矛盾和对立，凸显了文本的“矛盾性原则”。洛特曼认为：“在这部作品中，普希金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物性格以及普希金创作的思想艺术原则都渗透着二元对立。”③
小说中，上流社会的文化生活不断加以仪式化和符号化，它深刻表明了彼得堡在彼得大帝改革后模仿欧洲风尚，逐步确立与俄罗斯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社会习俗和行为规范，作为俄罗斯的“欧洲城市”其自身的文化符号代表着与古老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决裂，成为俄罗斯迈向现代化、学习欧洲的标记性符号。正像普希金所说：“俄国像一艘下了水的船，在斧头的敲击声和炮火的轰鸣声中，进入了欧洲。”④关于小说所展现的欧洲化的现实生活，洛特曼曾说：“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展现的彼得堡是贵族的、时尚的，有涅瓦大街、涅瓦河的沿岸街、喷泉、夏园、剧院广场。与莫斯科不同，彼得堡风光的主要元素不是区域上独家封闭的住宅，或者是城市庄园，而是规划严整的城市布局和笔直宽阔的街道。”⑤这里的街道、建筑等作为城市的外部文化符号与前面谈到的主人公内部心理符号构成彼得堡文化符号圈，两种文化符号不断冲击碰撞，使主人公无法冲破城市文化和心理机制的双重隔离，彼得堡仿佛像一个高高在上的旁观主宰，睥睨着一个当代彼得堡贵族青年的疯狂青春和悲剧命运。
小说《叶普盖尼·奥涅金》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文本从侧面诠释了彼得堡这个大符号空间系统的内在对立关系。彼得堡的内在对立不是偶然发生的，地处河口、海边、沼泽的文化空间的边缘化特征表明了城市作为离散型城市的符号征候。这里离散型的符号在宇宙时空中表现的并不是天空和大地的对立，而是人工与自然力的对立。一般来说，城市的建立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发式建立，属于自然生活、人类生活、社会群体生活的延续，保持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和自然界的关系；另一种情况是城市建立在较为发达和复杂的环境里，激发整个国家去追求生存，这种需求类似公园需要修建林荫道一样必要，深受自由和创造意识所控制。很明显，彼得堡作为建立在沼泽之地的石头城，它是经过彼得大帝深思熟虑和精心策划下拔地而起的城市，被誉为从黑暗丛林、沼泽泥潭中崛起的“北方的巴尔米拉”，是人为意志与自然界斗争的结果。这样一来，城市与自然界的抗衡就具有了双重象征：一种可能性是看作理性对抗自然的胜利，而另一种可能也把城市的建立看作是对自然和谐的破坏，看作是与自然相悖的城市。正如当代俄罗斯另一位文化符号学家托波罗夫所指出的那样：“矗立在沼泽地上的彼得堡把俄罗斯社会劈成不可调和的两部分：对一些人来说，它是天堂，是努力把整个俄罗斯拖向通往欧洲的窗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预言末世毁灭的深渊。”⑥因此，对于这个彼得大帝改革的产物，民间和官方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源于民间创作的传说，彼得堡的建立者是反基督的人，而城市本身建立于血泊中，注定是要毁灭的，另一种评价截然相反，认为彼得堡是新俄罗斯的体现，是“北方的罗马”。
這种融合和对立为彼得堡神话的产生提供了素材，关于彼得堡神话的产生洛特曼从历史学角度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如果一座理想的人造之城是为实现理性乌托邦而被建造出来的，那么它就应当是缺失历史的，因为君主制国家的理性意味着对历史上所形成之物的否定。在新的地方建造城市就意味着消灭一切旧有之物，而城市的建筑、标记和仪式，城市的规划及街道的名称和无数过去时代的遗物作为程序代码，不断产生面向历史的新文本。而历史的空缺必然导致神话的大量产生，以填补符号的真空。如此说来，关于彼得堡的神话在城市建立之初就存在了。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建立新都彼得堡，这就意味着旧都莫斯科遭到废弃。正是在这个更迭过程中“新建城市的存在编码得到强化”，即（旧城）莫斯科作为已有存在之物被宣布将不复存在，而（新城）彼得堡作为尚未形成之物被宣布为唯一真实的本质之物。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彼得堡是取代了莫斯科的又一个罗马，也可以说被等同于罗马，是国家的中心和理想的化身，是永恒之都。可是取代“第三罗马”这个构想本身就蕴含着一个悖论：既然“罗马”是可以取代的，它就不可能是永恒之都，它的存在总有终结的一天。正是因为如此，才会在彼得堡的神话中存在典型的双重前景：永恒与必然灭亡同时存在。
洛特曼笔下的“双重前景”也就是彼得堡“两个神话”的由来。一个神话来自官方描绘的图景，另一个神话则来自民间的口头传说。来自官方的神话是光明的、理想的，代表着彼得大帝的理想，而来自民间的神话却是分裂的、黑暗的，代表着民间的诅咒。两个神话是对立存在的，但在洛特曼看来，两个神话本质上的对立是自然力与文化的永恒斗争，表现在水与石的对立上。首先，彼得堡饱受水患的威胁，城市位于涅瓦河口，涅瓦河在俄语中意为泥泞的河，涅瓦河在涨水的时候，会变得异常可怕，彼得堡历史上大小水灾共有三百多次，其中最为有名的是1777年、1824年和1924年的三次大洪水。其次，城市建立在岩石上，彼得大帝为城市取名意为坚石之城，希望这座城市永远屹立在涅瓦河口。但是这个石头却不是天然之物，而是在彼得大帝的强权命令下从四面八方运来的，然后经过人工打磨和精心雕刻，变成了人工之石。这样一来，石头被赋予了文化符号，象征着人力意志，所以城市象征着文化对自然的胜利。最后，彼得堡的水中之石、沼泽之石都是没有根基的石头。这时候，石头与水的位置是互换的，水是永恒的，在有石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石头却是暂时的，只是一时的幻影，所以水必将把石头淹没。
彼得堡现代神话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诗学系统，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期到白银时代被无数作家书写和表达，也被无数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化学者广泛关注和研究。其中俄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洛特曼对彼得堡神话的文化符号学阐释突出了文本和文化的核心概念，强调了文本与文化的二元对立及相互转换机制，为彼得堡现代神话诗学研究提供了创新的视角，实现了文学研究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