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由于历史“或然性”特征，历史人物本身即是真实性与建构性并存一体的产物，在赵淑侠小说《赛金花》中，作者以史为纬，根据建构人物历史意义的需要而添加虚构情节，对读者理解人物的历史意义不可避免地产生影响，历史人物成为融合历史真实、历史学家阐述、作家主观理解和读者接受四位一体的新形象。借由历史叙事和语言虚构的交互影响的话语转义方式，在小说中以男女关系隐喻中西文化交汇现象，通过这一现象的发展，将民族等级差别引发的性别等级变化的特点描写出来，并在这两者意义之上指出中国近代历史娼妓群体是具有“边缘人”属性的阶层之间的连接者群体，从而全面把握人物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赛金花 历史意义 语言虚构
一、引言
当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的时候，在把读者不熟悉的东西变成熟悉的过程中，“隐喻和比喻语言是我们的终极策略（ultimaratio）……描写——甚至历史描写——给历史学家留有余地，向其读者表现过去可怖的奇异性和崇高的事物。”{1}而这样的描写不仅仅体现在历史学家的著述中，而在广泛意义上的“描写”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等——都将这一“终极策略”的运用有效地发挥出来。
在小说、戏剧或诗歌等体裁中，作者的描写是一种文学的“语言虚构”，即使所描写的对象是真实存在着的，但在描写的过程中也掺杂了作者的想象和虚构，是一种隐喻和比喻的语言。同时，这种文学的“语言虚构”也与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当虚构成分——在历史中明显地存在时，它不再是历史而变成杂交的文类，成为历史与诗歌结合之后的产物。”{2}
赛金花作为晚清民初历史上一位屡遭磨难的女性，无论是在史书中，还是在以其为人物的文学作品中，对她的人生经历的描写都会使读者对这一历史人物的遭遇产生共鸣。
在赵淑侠笔下，对赛金花的描写便以这种“语言虚构或隐喻”的形式来叙述，作家自己在自序中也说：“我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以处理小说的方式来撰写这本书的。”{3}然而，这种掺杂作者想象和虚构的描写却以一种语言虚构的方式重新阐释了历史的意义。
二、以男女关系为隐喻的中西文化关系
19世纪末，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西方文化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产生强烈的冲击。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文人学者常常以男女关系来隐喻中西文化的交流关系。梁启超在其论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这样写道：“20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每人必能为我家有宁馨儿，以亢我宗。”{4}以中西联姻来隐喻文化的交流之势，是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
中西文化交流在過程上同所有文化的交汇一样，经历了由最初对器物的接受逐渐发展为思想的渐进转变这一复杂的程序。小说《赛金花》对这一文化交流现象做了详实的描写。如在描写德帅瓦德西回国前看望坠马的赛金花时，瓦帅送给赛氏的小礼物：“一座亮晶晶、足有半尺多高的金钟，下面拖着一柄长长的钟摆，十二个小金人团团围住。”{5}而这个礼物被赛氏视为珍宝。当然，对于器物的接受并不仅仅体现在生活用品上，更重要的是对西方兵器制造的接受。如写光绪帝对西方兵器的评价：“兵器也重要。西方的洋枪和大炮比咱们厉害是事实。咱们要是不在改良兵器上下功夫，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6}可见，虽然在晚清时期顽固守旧派势力强大，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热潮。随着对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人们开始接受一些西方的进步思想，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赵淑侠的小说中，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赛金花对“我的生命属于我自己。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7}这一女性解放思想的接受。在赛氏随夫出使年间，赵淑侠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位人物——德少尉瓦诺·华尔德。
如果说赛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华尔德是西方文化的代表，那么他们的精神结合便是中西文化交汇的隐喻，以纯洁的爱情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隐喻的引子，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巧妙而含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对爱情的颂扬，又蕴含了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化的推崇，同时又兼具现实主义的描写需要，这一隐喻正是对中西文化交汇之势的最好诠释。
三、民族等级差别改变引发的性别等级的重建
鸦片战争过后，西方世界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民主自由的思想开始源源不断涌入中国，一部分女性由于受到了西方进步思想的熏陶，开始出现思想解放意识。女性自由解放意识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催生发展，由民族之间的等级差别逐渐引发了男女性别等级的变化。
《赛金花》中，作者对晚清民初时期的社会历史和现象的描写深入细致。作品中由于民族等级的差别而引发的性别等级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渐进模式，即由“西女西男”性别关系向“中女中男”性别关系的过渡演变。小说中，“西女西男”的组合模式作为对西方女性自由解放思想的体现，突出地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女性社交、职业选择的自由度上。如文中对瓦德西夫妇关系的描绘，作者之所以要添加这部分对瓦德西夫人的描写，一则是要阐明西方女性思想和行为的解放意识，二则是为后文引出“中女中男”性别关系变化的描写埋下伏笔，作者以其严谨的构思将这一过渡过程描写得既自然含蓄又富有逻辑意味。
鸦片战争后，国门大开，西方女性解放思想对中国封建“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赛金花》中，民族差别引起的性别等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女主人公赛金花身上，在具体的情节设置中，作者以“中女中男”的模式来反映这一变化。如赛金花与戏子孙少棠，在两人的关系中，封建“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维系的男女关系发生了改变，过去在各个方面依附于男性生存的女性开始产生独立自主的意识，特别是在经济独立思想上。妓女作为个人解放“不成熟和不完整的”典型形象，虽然在经济上出现了寻求独立的现象，但其所从事的特殊行业又要求其无法真正完全脱离男性，这是一种相对的独立，女性开始成为两性关系中的主导，开始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仅仅局限于一个极小的女性群体。
四、社会上层人士和底层人群的连接者：妓女群体的“边缘人”属性
法国学者安克强在其著作《上海妓女》中对妓女群体做出这样的评价，他认为妓女群体是“体面的社会”与“非正常社团”之间的连接者，妓女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既不为社会主流接受，也被社会拒斥的人群所排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她们游荡在社会上流人士和底層小人物中间，是一个“福斯塔夫式”的社会群体，是一群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作为不同阶层的连接者，她们以特有的“边缘人”方式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赛金花作为晚清民初时期妓女群体的代表，其自身就是一个具有“边缘人”属性的形象。由于赛氏自身经历与普通妓女相比丰富许多，不仅嫁与状元洪钧为妾并随夫出使外国，还在庚子年间与八国联军统帅交好，其阅历已远远超过了普通妓女的眼界。在小说中，作者多次提到赛氏与晚清士大夫等社会上流人士的交往。如在描写赛氏到天津江岔胡同开设妓院“金花班”时写道：“赛金花的艳帜像渤海的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地风流，内务府大丞立山，巡抚大人德晓峰，朝廷重臣，富商巨贾，像闹春的猫儿一般，往返于京津道上。”{8}可见赛氏作为一个所谓的“高级妓女”，她与社会上层人士交往的事实是不可忽视的。
娼妓群体虽然是社会上层人士取乐的对象，但同时她们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也让其萌生了反抗意识。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妓女同时也与一些下层人士或具有新兴思想的革命人士有联系。在小说中，赵淑侠女士对妓女与社会下层人士和具有新思想的革命人士的交往也做了详实的描写。如主人公赛金花一生之中有过三次婚姻，其中后两次婚姻，一次是与社会下层人士——火车稽查员曹瑞忠——结合，另一次则是与新兴革命人士——魏斯炅——结合，虽然两次婚姻都有过短暂的幸福，但最终还是以悲剧告终。在中国近代史上，高级妓女除了从良结婚、沦为低级妓女、出家为尼之外，很少有其他的出路，当然死亡也是一种选择，但多数人都会试着生存下去。妓女为生活所迫而与社会下层人士交往也是正常现象。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基于英国哲学家沃尔什“配景主义”的历史学理论，围绕赵淑侠女士的小说文本《赛金花》中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对中国近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在文学作品与历史著作中的差异表述加以阐释。作者借由历史叙事和语言虚构的交互影响这样一种话语转义方式，在小说中以男女关系隐喻中西文化交汇现象，将民族等级差别引发的性别等级变化的特点描写出来，并在这两者意义之上指出中国近代历史上妓女群体是具有“边缘人”属性的阶层之间连接者群体。由此写出了晚清民初以赛金花为代表的娼妓群体的历史意义。
{1} F.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1版），韩震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2}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3}{5}{6}{7}{8} 赵淑侠：《赛金花》（第1版），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代序第9页，第332页，第49页，第233页，第238页。
{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参考文献：
[1] Keith McMahon， Polygamy and Sublime Passion：Sexuality in China on the Verge of Modernity[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
[2] F.R.安克施密特.历史与转义：隐喻的兴衰（第1版）[M].韩震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3]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第1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赵淑侠.赛金花（第1版）[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A].饮冰室合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
作 者：李欣，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