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 徐志摩诗歌赏析
摘 要：在既有框架下看待徐志摩诗歌，颇有争议，而引入抒情传统理论来重新审视徐志摩诗歌则会有新的发现。从抒情传统来看，有“情”是徐志摩诗歌最为重要的思想内核和诗美创新。作为抒情“美典”的徐志摩诗歌主要蕴含三种标志性古典美蕴追寻：一是“情色眩美”；二为“忧郁悲美”；三曰“意象杂美”。徐志摩抒情“美典”的形成具有复杂的文化——心理机制，其根源于诗人的个性特质以及中西抒情文化因子的杂合交互影响。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徐志摩诗歌的独特抒情表述与情感呈现具有多重历史和现实回响。
关键词：徐志摩诗歌 “情色眩美” “忧郁悲美” “意象杂美” 回响
一、抒情的“美典”：徐志摩诗歌研究新路径
徐志摩及其诗歌是一个有“情”的历史、文化产物，在中国现代诗坛产生了独特性的影响。毋庸讳言，因为文化观念的缠绕、艺术审美趣味的变迁等诸种主客观缘由，徐氏诗歌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陷入一个颇有“争议”之巨大旋涡中，成为现代文学阅读及研究史上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譬如钱基博、苏雪林曾高度称赞徐氏诗歌创作，称其可与鲁迅小说相媲美①、“一手奠定新诗坛基础”②；而茅盾、阿英则与他们意见相左，尖锐批评徐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的‘开山诗人”③，是一位“个人主义者”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得到了“拨乱反正”，尤其是对周作人、张爱玲、徐志摩等部分有“争议”的作家作品。“争议”本身其实正说明了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在“再解读”“重返”“重读”等新潮观念影响下，徐氏诗歌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但同时也夹杂着同质化、重复等弱点。徐氏诗歌阅读、评价及研究依然似“拦路虎”。那么，在资料已经大体固定的条件下，想要“新解”徐氏诗歌又谈何容易？因此，寻求并带入有启发性的理论及方法去“重释”徐氏诗歌或许是一个不错的路径。
晚清以降，中國学术界日渐流行如此看法：西方文学起源并侧重于“长篇叙事诗”；中国文学则起源并侧重于“短篇抒情诗”。此种观点虽然谈不上完全准确，也经不起进一步的推敲，但有趣的是，“抒情”论述在随后的跨文化语境中反而逐渐成为认知和解释中国文艺的一种重要理论视角和思维范式。诸如黄遵宪“诗界革命”、王国维“美术fine arts”⑤、周作人“诗言志”、源流说⑥等现代学人对抒情传统的多方辨析和认真阐发，均可谓典型之例证。耐人寻味的是，中国文学中本有的强大抒情传统却被主流正统的儒家叙事文化所长期遮蔽、掩盖。以上观念便是日渐时髦的“抒情传统”理论。如果说黄遵宪、王国维等人对于抒情传统理论发挥了开掘作用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海外华人学者陈世骧论“中国抒情传统”、高友工谈“中国抒情美典”、孙康宜析“六朝抒情诗学”以及一些当代学者在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畅谈中国文学之“抒情主义”等，则是对抒情传统论题起到了建构、传播及发扬光大之效果，最终形成了一个影响较大的“中国抒情传统学派”。
诚然，在现代文学框架中，受西方文艺观念影响，外来小说叙事逐步替代了固有的诗歌抒情，成为“五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文类新选择和美学新追寻。然而从“五四”文学各文类尤其是诗歌来看，抒情论述依然是其另一种重要的分支脉络与隐蔽精神表征，徐氏诗歌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标本。对于徐氏诗歌的抒情论述虽早有人发现，但从“抒情传统”视角去系统、综合性探究和厘析并不充分。基于此种考量，笔者设想在抒情传统的文艺美学场域中，去“再解读”徐氏诗歌所受到的复杂影响以及借此所生发出来的多样化古典美蕴追寻。
二、抒情传统与徐志摩诗歌之“情色眩美”意蕴
学界对于徐氏诗歌的艺术特质和美学创新探究众说纷纭，但是从“抒情传统”视域来看，似乎可以对徐志摩及其诗歌创作得出如下共识：受到了中西抒情传统的多方影响和深远熏陶，最终积淀为其人其诗所独具的一种现代诗美风格。
换言之，在中西抒情传统的繁复交互感染下，徐志摩及其诗歌创作特色突出表现为丰富性“抒情”论述，并最终通过文学性转换与演化，形成徐氏诗歌中一种清新又不乏古典气韵的审美意蕴。而在笔者看来，徐志摩诗歌中的抒情论述及由此所散发出来的种种古典美蕴，具体言之，又体现为“情色眩美”“忧郁悲美”“意象杂美”等三种独创性诗歌审美追寻。
首先是“情色眩美”意蕴。在这里，所谓“情色”，简单地说是指“抒情”和“女色”，即徐氏诗歌中存在着大量“女性化”或“拟女性化”描绘，以此尽情表达出作家的主观感性心绪以及对于私密式男女情爱交往的回味与感悟。与此同时，因为诗人大胆地不遗余力地在诗歌作品中写“情”达“色”，渲染感官声色愉悦，不经意间便也营造了一种令人眩目醉晕的美感氛围与高潮体验，笔者称之为“情色眩美”。这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第一个突出的美学意蕴追寻。
熟悉徐志摩人生经历和成长轨迹以及个性特质素养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对于“爱”极其偏好甚至是无所顾忌、疯狂执着的男子。以至于一谈起徐志摩，人们必定会联想起他那富有传奇色彩也不乏惊世骇俗意味的女性、爱情和婚姻。胡适赋予他“爱”“自由”“美”的概括已经是口耳相传，几成定论。徐志摩自己也曾大声宣称：“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⑦华裔批评家李欧梵直接判定，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感情极为丰富的“浪漫一代”⑧。由此可见，爱是徐志摩最最珍贵的生命重心，并凝结为其诗歌世界中丰富别样的“情色”眩美。
“文如其人”在其他作家身上解释起来可能显得有些复杂，但在徐志摩身上获得印证却极为简单。因为一如生活中徐志摩“爱”得单纯、狂热，徐志摩诗歌中“眩惑”般“情爱”抒发比比皆是。只不过他诗歌中的“情爱”表达一部分是通过“女性化”的“你”“她”或者具体人名一眼望穿，譬如《你是谁呀？》《她怕他说出口》等。但更多的是借“拟女性化”“莲花”意象而含蓄寄意。如《沙扬娜拉十八首》里“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无题》中“莲苞似的玲珑，在蓝天里，在月华中，■艳，崇高”；《她是睡着了》里“她是睡着了，星光下一朵斜欹的白莲”；《爱的灵感——奉适之》里“她脸上浮着莲花似的笑”等。
显而易见，在徐志摩眼里，无论是第三人称的“她”或者指代性“莲花”无不隐喻两情相悦的情爱与美色，徐诗以“情色眩美”取胜不无道理。吊诡的是，除胡适、梁实秋及李欧梵等少数人大方去认可徐氏诗歌中“情色”甚或是感官欲望外，大多数人对此却讳莫如深。当然，近年来江南地域文化论述徐氏诗歌创作的成果略有增加，如凤媛的《江南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郑择魁的《吴越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认知及阐发徐氏诗歌中“情色眩美”的历史渊源及审美意蕴带来了极大启发。
其实，徐志摩诗歌中的“情色”内核及美学特色渊源有之。表面上看，19世纪英美浪漫主义文学及欧美现代抒情思想对其熏染颇深，如拜伦、罗素等。但从内里探析，他似乎受到更多中国抒情文化的潜在影响。像《诗经》、楚骚、老庄、魏晋士人、“宫体诗”、《红楼梦》等流风余韵在徐氏诗歌中均若隐若现。质言之，相当“西化”的徐志摩与中国抒情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徐氏诗歌展现了一个西方“情色”之痕与江南“抒情”之根杂糅融汇的“情色眩美”审美意蕴追寻。
三、抒情传统与徐志摩诗歌之“忧郁悲美”意蕴
徐氏诗歌第二种标签性古典审美意蕴是“忧郁悲美”。如果说，“情色眩美”主要是从内容及整体上把握徐氏诗歌风格特色的话，那么“忧郁悲美”则主要是从诗歌的格调、氛围等较细微视角来琢磨并领会徐氏诗歌的美质。
从抒情传统的细微部来进一步分析徐氏诗歌，人们似乎发现“忧郁”“悲伤”“悲剧性”是几个不可或缺的界定词。在这里，它们主要指向徐志摩的性格特征及其诗歌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一种诗歌格调、诗艺氛围抑或说是诗歌境界，并积淀为其人其诗另一个典型美学意蕴追寻。
徐志摩在人们印象里是一个帅气、儒雅又忧郁、敏感的青年诗人形象，因为他的一生只有三十五岁。像大多数青年一样，徐志摩的个性气质多在肆意抒情。徐志摩也曾经说过：“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地融化了我的气质。”⑨他不仅在生活中大声歌唱，而且在笔墨间挥洒浓烈的诗情。在《再别康桥》《偶然》等诗歌中，处处回荡着或淡或浓的忧伤、抑郁。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经过诗歌艺术的巧妙转换，诗人在诸多情爱诗中的“抒情”却也变得复杂纷呈起来，留下了从热烈——忧伤、抑郁——抑或是沉重悲剧这样一个隐约抒情变迁的轨迹。在笔者看来，这个抒情轨迹的变化无疑是极大的提升，成就了徐氏诗歌“忧郁悲美”的古典意蕴。
首先，徐志摩早期诗主要呈现烦恼、忧郁的情调。如《雪花的快乐》：“假如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飞■，飞■……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在诗中，作家化作自由潇洒轻快的雪花，坚定地追逐着“她”，全身心地陶醉在“我”和“她”的热恋之欢愉中。当然生活远非诗歌想象得那么美好，烦恼、抱怨接踵而来。如《一个噩梦》：“我恼恨——我恨你的负心”；《再休怪我的脸沈》：“不要着恼，乖乖，不要怪嫌，我的脸绷得是长”。诗歌中的苦闷、失落及抱怨之音展露无遗。
其次，徐志摩后期诗在热忱、忧郁基础上，不自觉地染上了悲哀色彩。如《再别康桥》一诗便饱含着忧郁的悲剧情感，很多人注意到了此诗“再别”时的忧伤与离愁别绪，但仅仅如此解读而没有触摸到诗中的“悲剧”生命意识的话则未免有些简单。前面五小节“轻轻的”“荡漾”“柔波”“甘心”等词看似想表达“轻松”的心绪，但是第六小节“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离别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急转直下，既强化全诗“别离”的忧伤色彩，更关键的是突出“沉默”一词。因为有了“沉默”的两次使用，整首诗就转入到一个“沉重”厚实的境地，表达了诗人一种个体生命内在的悲剧意识。
所以，徐氏诗歌心绪很明显经历了狂热、快乐、烦恼到忧郁、悲伤的过程。忧郁、悲伤在现实中常给人不好的印象，但在文学世界中，它们却常是经典作家作品的共通主题和魅力提升剂。值得一提的是，徐氏诗歌中的“忧郁”“悲伤”情怀以及“忧郁悲美”特质有着复杂的文化心理形成机制，受到了诗人个性及中西文化的深远影响。从西方文化来看，悲伤、忧郁是19世纪西方社会及浪漫主义诗歌的核心内容，像哈代、惠特曼等均对徐志摩大有影响，从而造就了徐氏诗歌中别样的“忧郁”“悲伤”诗美。同时更受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浸染，如《诗经》、杜甫《登高》、李商隐“无题”诗、李煜“亡国”诗等，均呈现为徐氏诗歌审美意蕴上一种反向的“忧郁悲美”。
总之，“忧郁悲美”是徐氏诗歌另一重要美学特质，它是诗人个性及中西文化因子等杂合融汇的结果。就像有学者所言：“徐志摩在其诗作中追求真挚而忧郁的情志传达，既是诗人个人气质、独特的人生经历牵制其心理机制的结果，同时又是时代的要求在其审美世界中的体现。”
四、抒情传统与徐志摩诗歌之“意象杂美”意蕴
徐氏诗歌第三个典型美学特质是“意象杂美”，“意象”是中西传统文论中的重要范畴。通俗点说，“意象”包括意和象两个层面，“意”指人的主观情感意志，“象”则表示具体物象。一般来说，诗歌意象是通过客观物象来象征性地表达人的某种思想感情，从而达到主客谐和的审美妙境。从此种程度上说，意象使用的成功与否成为衡量诗歌水平优劣及美蕴深浅的一把重要标尺。
“意象”无疑是诗歌创作与审美之重要引发点，而徐志摩是最擅长使用各种意象的现代诗人。譬如在《沙扬娜拉》《再别康桥》中，徐志摩使用意象之频繁、庞杂既出人意料又令人叹服，像莲花、翠柳、月亮、梦境等，无不被他大胆地写入诗中，不但形态万千、色彩丰盈，而且呈现出杂而不乱的诗美韵致。笔者把此称为“意象杂美”。
当然，注意到徐氏诗歌中意象运用之频繁的不乏其人，但是联系抒情文化来探究徐氏诗歌意象之“杂美”以及其之所以产生的深刻文化根源者却较为鲜少，这是笔者追索徐氏诗歌中“意象杂美”的用意所在。
对于西化色彩较浓的徐志摩而言，其创作观念及方法有极大比重是學习和借鉴西方诗歌技法。前述“情色眩美”“忧郁悲美”表现很明显，而在“意象杂美”营构方面亦是如此，如《她是睡着了》“安琪儿的歌，安琪儿的舞”，《天国的消息》“想见了天国”，《一个祈祷》“祈求于我爱的上帝”。把“安琪儿”“天国”“上帝”等西方文化中的常见意象不断写入诗歌中。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述“情色眩美”“忧郁悲美”相比，“意象杂美”在中西文化影响上所占的比重稍有差别。如果说前二者在整体上西学影响要多过中学感染的话，那么徐志摩诗歌中的“意象杂美”，恐怕是中国文化因子更多地超越了西方文化之影响。也就是说，在意象使用上，中国抒情文化对他诗歌创作影响虽是潜在、隐伏的，但却是构成徐氏诗歌美学意蕴更为关键性的因素。
首先，徐志摩在诗歌中广泛化用中国古典诗歌常用意象，譬如“莲”“水”“梦”“月亮”等。关于徐志摩对“莲花”意象的偏爱我们在第二部分已有详细阐述。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徐氏诗歌中的“莲花”意象显然受到了江南抒情传统的影响，从萧纲《采莲曲》，到周敦颐《爱莲说》，一直到朱自清《荷塘月色》。再如徐氏诗歌中的“水”意象也是反复出现，无论是《偶然》中的潭水，还是《再别康桥》中的柔波，均表现了美妙的水乡风景图。其他如《一个噩梦》《夜》中的“梦境”，《月夜听琴》《望月》中的“月亮”等诸多意象抒情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既表现了诗人古典文化的深厚积淀，也传达了江南文化的阴柔美蕴追寻。
其次，徐志摩深懂传统抒情诗歌中意象创作手法的高妙延伸，即在诗歌创作中通过意象勾连，抵达情和景浑融合一的极高境界。在传统诗歌创作中，意象是诗歌意境空间形成的奠基性元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就是说，意境空间的形成是建立在众多意象与人的主观复杂情感契合交融的基础上。在各种诗歌意象的杂合有序使用之后，其实后续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意象与所要表达的人的主观情绪有机融汇并有所提升。所以，诗歌中的意象创作要杂而有序，杂而有美，并提升至情景交融的境界。徐志摩在这个方面有突出表现，如《偶然》一诗里布满了“我”“你”“云”“波”“大海”等意象，它们互相缠绕在一起，但所指向的“情感”关系于意境空间却是不确定的。是恋人的偶然相逢，陌生人的偶然相逢，还是情人的偶然重逢？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这首诗里所使用的意象以及所指涉的“情感”却是感人心怀，最后融汇于“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体现了该诗所深含的人生奥秘和审美意蕴。
因此，从上述分析可知，徐志摩对传统诗歌意象及意象手法的熟悉，使得他的大部分诗歌呈现出古典的抒情美蕴。虽然诗歌形式是现代的，但是诗歌中所蕴藏的美却有着浓郁的古典芬芳，表现为一种特有的“意象杂美”。
五、余论：有“情”的徐志摩诗歌及其回响
在笔者看来，徐志摩诗歌的美学特质与艺术创新固然体现为多样层面，但在抒情传统视角下来考察，徐氏诗歌具有“美典”品格。有“情”是徐氏诗歌的根本内核及美学意蕴，主要表现为“情色眩美”“忧郁悲美”“意象杂美”三种别样的古典审美意蕴追寻与形塑。徐氏诗歌在审美韵味、风格创新乃至于个人魅力等方面的多重历史及现实回响也由此奔涌而出。
第一，徐氏诗歌的古典美蕴追寻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历史和现实中，“情色”与“忧郁”是令人没有好感的词汇和精神样态，可在徐氏诗歌中，经过他对中西抒情传统的杂糅以及对中国抒情传统的现代转换，“情色眩美”“忧郁悲美”两种古典审美意蕴之追寻便具有典型传承价值。它上承悠久的江南诗性文化与西方浪漫文学风潮，下传有“情”的诗化文学创作与真率表达。单纯唯美的徐志摩诗歌在当代文坛中回响幽远，甚至会绵延至其他类型创作中去，譬如说木心的抒情短章、汪国真的诗歌等。
第二，徐氏诗歌的古典美蕴追寻对当下人际情感交往及人文精神重申不无激活价值。在全球跨文化的今天，徐氏诗歌中的抒情传统具有跨领域、国界及共通性价值。它已经溢出了文艺领域，渗透到当代人文化精神培养和日常生活实践情景中。文学说白了还是人学，更进一步说，文学是情学，可是，反观快节奏下的现代化社会发展和文化生产，对于当下人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而言，最大的问题可能依然是情感交往的各种障碍与冲突。疲惫、焦虑，莫名地紧张，生活富裕了却缺乏一个闲适的淡然的情感支撑，诗情画意反而成了既疏离又难得，又爱又恨的心灵渴求。所以，涵括徐志摩诗歌在内的抒情性文学艺术作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将会有重要的用武之地。社会一般化的徐志摩诗歌节征文及朗诵比赛不无频繁地进行也很好地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人们的情愫诉求。
总而言之，在抒情传统视域下重新解读徐志摩诗歌，既有助于把握徐氏诗歌的美学特色和艺术地位，还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当今时代文学创作精神的由来、变迁与发展以及在精神流亡的年代里重申人与人之间真诚、美好情感的交往和精神沟通。
①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4页。
② 苏雪林：《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见《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③ 茅盾：《徐志摩论》，见《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3页。
④ 钱杏：《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见邵华强编：《徐志摩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5页。
⑤ 王国维：《伦理学学语中西对照表》，见《王国维文集（第1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743页。
⑥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⑦ 徐志摩：《爱眉小札》，见梁实秋、蒋复璁编：《徐志摩全集（第4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255页。
⑧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⑨ 徐志摩：《猛虎集·序文》，见梁实秋、蒋复璁编：《徐志摩全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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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汤奇云.一个波折的留痕——徐志摩抒情诗情绪轨迹与抒情模式转换述描[J].嘉应大学学报，1994（3）.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浙江省教育廳一般科研项目“1980年代文论‘新概念浪潮及其局限研究”（项目编号：Y201636461）阶段性成果
作 者：彭海云，文学博士，嘉兴学院文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学及20世纪中国文学。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