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幸福的家庭》的对话性_新闻_

变性舞蹈家谈幸福家庭生活 5年婚龄儿女环绕

栗子然

摘要：鲁迅的小说《幸福的家庭》具有明显的复调小说特征，即对话性。《幸福的家庭》中共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日常生活与构思乌托邦的冲突，一条是个人认知和社会时尚的角力。二者都具有“微型对话”的特征，共同构成了主人公的心灵复调结构，体现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

关键词：对话理论《幸福的家庭》对话性

一、引言

在鲁迅的小说中，《幸福的家庭》长久以来被研究者忽略。大多数研究者只将其看作是鲁迅对许钦文《理想的伴侣》的拟写，注重二者的互文性研究。而自严家炎发表《论鲁迅的复调小说》后，学界研究者多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研究鲁迅小说的复调特征。但多停留在对名篇《伤逝》《孤独者》《在酒楼上》等的分析。笔者以为，《幸福的家庭》也具有明显的复调小说特征，即具有对话性。

复调小说以对话理论为基础。巴赫金将复调小说中的对话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型对话，一类是微型对话。微型对话，主要指向文本内部，是“内心对话”。它的表现形式是双声语，即一种包含他人话语的语言，它既有一般话语的直接含义，又由他人的话语所引发。它的实质是：“两种意识，两种观点，两种评价在一个意识和语言的每一成分中的交锋和交错，亦即不同声音在每一内在因素中交锋。”{1}这种双声语是巴赫金最看重的积极型双声语，可分为：1.内在的暗辩体；2.带辩论色彩的自传体和自白体；3.考虑到他人语言的一切察言观色的语言；4.对话体中的对语；5.隐蔽的对话体。{2}《幸福的家庭》全篇主要以主人公的独白展开。主人公的独白中一直交织着多重声音，这多种声音的冲突共同构成了“微型对话”。本文尝试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加以分析，以探索主人公心灵中的深邃幽微之处，品味作品复杂深沉的思想意蕴。

二、日常生活与乌托邦的冲突

《幸福的家庭》由主人公的独白及作者对其身处现实的叙述构成。主人公计划构思一篇名为《幸福的家庭》的小说，正呆坐在卧房里苦思冥想。然而，他的创作过程和思想活动却频频被“二十五斤”的不和谐之音打断。以往的分析多认为“二十五斤”仅代表外部现实。但对文本仔细分析后，笔者认为“二十五斤”已内化为主人公潜意识中的声音。在他的独白中，一直存在两个声音的交错；一个属于日常生活的他，一个属于构思乌托邦的他。主人公在小说中被一分为二，创作中的他不断被现实中的他所打断和反讽，属于同一主体的精神两面形成了一种紧张的对话关系。

全文共重复出现了八次“二十五斤”，而在主人公的独白里就出现了六次。最早是由与主妇争论劈柴价格的小贩所说：“不行不行，那不行！二十五斤！”{3}在这里它仅仅是他人的话语。而经过“什么二十五斤，不管他”{4}这一转述，他人的话语已带上了主人公自己的语调。这种不耐烦的语调，表明主人公试图极力避免“二十五斤”对他的干扰，却无法阻挡它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对自己创作构思的侵袭，两种声音在不断互相排斥。

一方面，主人公向壁虚造，虚构出一个符合社会语境、美好到极致的乌托邦世界。在他所假设的并不存在的A城里，男女主人公是西洋留学生，自由结合，签订条约，爱好文艺，打扮时髦，吃着丰盛的中国菜。另一方面，无意听见的“二十五斤”不自觉地潜入主人公的思考，它代表着主人公属于日常生活的另一面。在现实世界里，他生活困窘，写稿只是为了维持生计。“二十五斤”一再提醒着主人公所身处的现实生活的窘境。另一个他因经济贫困，无法抵抗对买卖劈柴这类日常活动的关注。两套话语相互抵牾，呈现出强烈的言语反讽。

如弗洛伊德所说，“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都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补偿。”{5}主人公在虚构乌托邦时，一开始尚停留在附庸大众潮流，与自身的生存现实相隔较远，后来他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带到了小说构思中。小说中的乌托邦成为他对现实的补偿。从叙事结构角度来说，这能说明主人公的虚拟创作和个体环境两条线索，共同表达同一主题——幸福的家庭是不存在的，这两个家庭都是不幸福的家庭，造成“復调性”结构。从微型对话角度来说，构思乌托邦的他，设想房子宽绰、床底干净、主人的书房门一直紧闭及孩子迟出生甚至不出生；这一切正对应日常生活中的他，意识到现实中书架旁叠成A字的白菜堆，躺着死蛇般稻草绳的床下、被主妇干扰而前去关房门和听到女儿因打翻煤油灯被妻子痛打的呜咽声。主人公的叙述中，两种声音在交织对话，一面是表达对幸福生活的强烈向往，一面是抒发对个体现实的潜在不满。

值得注意的是，巴赫金认为，“对话还向内部渗入，渗进小说的每种语言中，把它变成双声语，渗进人物的每一手势中、每一面部表情的变化中，使人物变得出语激动，若断若续。”{6}除了在主人公意识中的对话外，主人公的行动中也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主体在行动中同样陷于现实与理想的抵牾中。当主妇向主人公索要买劈柴的钱币时，主人公的行动看似非常豪爽，“他抽开书桌的抽屉，一把抓起所有的铜元，不下二三十，放在她摊开的手掌上，看她出了房，才又回过头来向书桌。”{7}他似乎对金钱毫不在意，出手阔绰，对妻子的要求给予了充分满足。实际上，他被虚构的乌托邦世界赋予了假想的豪气，豪气背后隐藏的是对日常生活不断干扰其进入虚幻世界的怨气。可悲的是，慷慨过后，他仍需面对腹中空空的现实。这种慷慨只能是虚假的。

小说结尾，主人公将草稿揉成一团，扔入纸篓里，意味着日常生活的他与构思乌托邦的他之间对话的彻底中断。不和谐的两个声音无法继续共存。主体无法忍受继续挣扎于现实和理想中，而终结了二者的对话，回归到了现实生活。鲁迅以此说明幸福的家庭是空中楼阁，乌托邦世界是不存在的，“至善至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8}。如他在《影的告别》里提到“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9}。作为一位清醒的怀疑主义者，鲁迅认为，所谓的“天堂”与未来的“黄金世界”只是虚假的幻象、空洞的希望，真正完美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被柴米油盐惊醒了美梦的主人公，唯一的出路就是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而非继续做梦。

三、个人与社会的角力

从更微观的角度来说，主人公的自言自语中还呈现出一种自我辩难、自我否定的色彩。可以说，他的独白中夹杂着巴赫金所说的“暗辩体”及“考虑到他人语言的察言观色的语言”。

创作伊始，主人公所构想的“幸福的家庭”处处都在迎合时代对“幸福的家庭”的定义。站在读者接受的层面，他多次对自己的设想提出否定。主人公的形象看似只是一个随波逐流，为了敷衍生活而“硬写”的青年作家。很多研究者也因此认为主人公毫无自我意识，只是麻木的庸众。仔细分析其话语，可以发现，他现在所否定的，正是他先前所肯定、所践行的。笔者认为，我们从主人公的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辩论中，能感受到他不同于大众流俗的自我意识。

显而易见的是，主人公是一个迎合大众品位、保守中庸、盲目崇外的青年人。只因西洋人认为中国菜有诸多优点，他便将小说中的午餐定为中国菜；不堪主妇烦扰时，他选择放下门幕，只因这比直接关门更符合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从他的话语中能看出，不在场的他人处处对他施以压力，他在设想中时刻考虑到大众的接受度。

与之相对，仔细分析其话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独白中还有另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与一味趋同于大众品味、毫无主见的声音形成了相互辩驳的关系。首先，他对自己的“硬写”非常自觉。开篇便自我质疑道：“……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而我，……这算是什么？……”{10}五四时期提倡文章由心而生，强调写作应具有自发性和独创性。主人公对此提出疑问，显然具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不是“艺术家”，写作只是被生计所迫的“硬写”。

同时，主人公与当下只知追逐潮流时尚的庸众并不完全相同，他对于时势怀有深刻的洞悉。当他提及如何创作家庭这一题材时，“……否则，恐怕要不收的，何必说些背时的话，然而……”{11}省略号所造成的语句停顿及省略号里被他所否定的内容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所谓“背时”的话正是充满苦难不幸的家庭，意味着主人公对当今社会真实家庭的处境非常了解。语句的吞吞吐吐正表明了其思想中两种声音在艰难辩论。为了顺利令读者接受，他最终选择不道明令人不快的真相，二者的对话也因此被掐断。而在考虑如何安置“幸福的家庭”时，他接连否决了国内的十七个省市，认为这些地方不是死气沉沉、战火纷飞，便是生活不便利。可见他并非麻木不仁，而是一直都在关注时势。正是清醒地认知到了中国当时的社会境况，他才将幸福的家庭的地点安置到虚无的A城。

再者，主人公对虚造的精神世界的标签——王尔德的《理想之良人》不熟悉，对想象中的大众文艺品味不熟悉，并不意味着他的文艺生活一片贫瘠，并不意味着他对西方文学知之甚少。当谈及笔下男女主人公阅读什么书时，他首先否决了俄国小说及拜伦和济慈的书。他认为“俄国小说多描写下等人，实在和这样的家庭也不合”{12}，“裴伦（拜伦）的诗？吉支（济慈）的？不行，都不妥当”{13}。主人公正是阅读了大量的俄国小说，才能得出俄国小说与幸福的家庭不相和谐的结论。而他之所以认为拜伦和济慈的诗歌不合适，是因二者都具有积极的反抗精神。他认为这种战斗精神不适宜大众语境下的幸福的家庭，正是他阅读过这些五四进步文学的佐证。

综上所述，主人公虽刻意追逐大众时尚，一味迎合大众审美，却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泄露出自己曾作为觉醒者的痕迹，表现出自身的二重品性。主人公的叙述中，时刻都在不断地自我否定，紧张地面向不在场的“大众”，形成了巴赫金所说的“暗辩体”及“考虑到他人语言的察言观色的语言”，构成了“微型对话”的心灵复调结构。结合后文来看，在对待婚恋问题上，他曾“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也就是说他曾经是一位典型的，受过五四洗礼，主张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五四知识青年。五年前，他作为启蒙者，曾拥有一段浪漫的恋爱，为了与妻子自由结合而奋起反抗一切阻碍。五年后，他有了女儿，却堕入生活的泥潭，精神颓唐，对妻子终日纠缠于日常琐事感到无比厌烦。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中这种“微型对话”的深刻即在于鲁迅借其展现了主人公形象的复杂性与分裂性。主人公与麻木不仁的庸众有本质区别，他与鲁迅小说中受五四浪潮冲击后觉醒、怀有希望继而失望的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一脉相承。如鲁迅在创作此篇时所解释道：“我于去年在《晨报副刊》上看见许钦文君的《理想的伴侣》的时候，就忽而想到这一篇的大意，且以为倘用了他的笔法来写，倒是很合适的……只是到末后，又似乎渐渐的出了轨，因为过于沉闷些。”{14}许钦文创作《理想的伴侣》的目的是为了讥讽当时青年们不切实际的婚恋观念。鲁迅对待主人公并非像《理想的伴侣》里通篇是戏谑态度，而是像对待《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里的魏连殳般，在讽刺之余怀着深切的同情。

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曾在五四时期接受新知识新道德，一直对社会怀有透彻认识的知识分子，为何会走上媚俗写作之路？鲁迅为何会塑造这一内在矛盾重重的人物形象？笔者认为，在《幸福的家庭》里，鲁迅除了讽刺知识分子在五四退潮后的“沉沦”外，也表现出了对陷入生存困境的知识分子的关注。主人公进行媚俗写作，原因至少有两点：其一，主人公迫于生计，只能出此下策。鲁迅清醒地意识到金钱的重要性，“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15}知识分子只有保证经济的独立，才能不被日常生活所吞没，实现思想言论的自由。知识分子若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满足，将难以实现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思想独立，启蒙民众。其二，主人公作为先觉者，缺乏独自走下去的韧性，在新旧转换中，并未成为完全的“新人”。我们从其经过自我辩难后，不断向大众潮流妥协即可发现这一事實。主人公尽管阅读过进步文学，对社会有清醒认知，具有一定的自觉、自我意识，却无法抵挡日常生活的侵蚀、大众潮流的裹挟，主动选择依附社会公认的时尚品位。他既不是毫无主体意识的“庸众”，也不愿当痛苦的“独异个人”。迫于现实，他只能不断湮灭自我意识，从独异走向归顺，努力成为一位合乎大众潮流的人。鲁迅借此曲折地表现出了五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启蒙困境——在启蒙民众之前，他们尚未彻底完成自我启蒙。尽管他们接受了新知识新道德的洗礼，然而，新思想尚未内化至他们的血液中。因此，在五四退潮后，他们难以坚守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良知，不得不在现实与理想、个人认知与社会潮流的夹缝中挣扎，继而走向妥协。

四、结语

《幸福的家庭》中共有两条体现出对话性的线索，一条是日常生活与构思乌托邦的冲突，一条是个人认知和当时社会语境中时尚的角力，二者共同构成了主人公的心灵复调世界。鲁迅借这种“微型对话”穿掘出笔下人物灵魂的深，打破了人物的单一性，写出了人物思想的分裂和矛盾，正如他所称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谓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16}。

{1}②⑥ [苏]巴赫金：《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第265页，第56页。

{3}④⑦⑩{11}{12}{13}{14} 鲁迅：《幸福的家庭》，《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第36页，第38页，第35页，第35页，第36页，第37页，第42页。

{5} [奥]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现代西方文论选》，林骧华译，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页。

{8} 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7页。

{9} 鲁迅：《影的告别》，《鲁迅散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15} 鲁迅：《娜拉走后会怎样》，《鲁迅杂文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16} 鲁迅：《〈穷人〉小引》，《鲁迅杂文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7页。

参考文献：

[1] [苏]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 鲁迅.鲁迅散文集[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4] 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