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 虎妹-小小老虎妹
摘 要：陈谦的小说往往呈现出对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与心灵的自省，这种“向内转”的趋势延伸到了新作《虎妹孟加拉》中，她将目光转向了中国新一代小留学生成长困境与心灵隐痛的挖掘，可谓走在了移民书写的前端，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陈谦借主人公玉叶对猛兽的“移情”，表现了两种文化历史空间下年轻一代的“失语”，而在极端的压抑下，“出走”便成了必然的选择。
关键词：猛虎 移情 失语 出走
近年来，海外华文写作可谓异军突起，佳作迭出。后发势头强劲的北美华文作家陈谦擅长通过女性主体的叙说，来描写人生的某种困局或生命困惑，在“出走”中寻找希望与解脱。她想写的是后八十里路的精神追求，对人生的自我实现及欲望、生存与抗争、家庭与梦想等问题的不断拷问与沉思，呈现出心灵的苦痛；她选择迷宫中的挣扎与迷失，继而寻找生命可能救赎与自我实现的途径。《虎妹孟加拉》讲述的是一个小留学生的故事，若把20世纪80年代后出国的群体称为新移民，那小说中十九岁的主人公玉叶则是新中的“最新”。她孤僻内向，喜欢猛兽，几乎将所有的情感都投入到她收养的老虎孟加拉身上；而她跟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十分疏离，甚至剑拔弩张。
一、移情
小说为读者描述了极与极两端的强烈对照性。就标题“虎妹孟加拉”而言，“虎妹”提供的读者想象是她可能是小说主人公，她也许很有“虎性”，做事冲动鲁莽、毛糙、不计后果，又或是为人正义果断，有闯劲，威风凛凛，厉害霸道。但阅读文本后，会发现玉叶的形象却是完全相反的，但也存在着“虎”的一面，同时“虎妹”也代表了老虎孟加拉。作者巧妙地利用“虎妹”一词给读者的直观感受与文本所呈现的实际意义对应，形成极大的反差对比，打破了接受者的期待视野，生发出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从表面上看，玉叶身上贴的标签是“富二代”“小留学生”“别人所艳羡的孩子”，但她却与读者对十九岁花季女孩本应时尚光鲜、靓丽活泼的常规“标签化”的联想不同，她父亲给她的评价是她像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婆，怪头八脑的。她对社会回避逃离，却对他者眼中的恶兽畸形依恋——情感的匮乏与空白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并不难寻求到其他“物”来填补。但一个普通的瘦弱女孩何以对猛兽，而不是可爱呆萌、能给予情感反馈的宠物猫狗产生了难以自拔的情感？甚至冒着坐牢或遣返回国的风险也要偷走老虎。其心理成因何在？
玉叶对猛兽的情感显然是移情的作用。立普斯的移情说认为：“人们在对周围世界进行审美观照时，不是主观地被动感受，而是自我意识、自我感情以至整个人格的主动移入，而通过‘移入使对象人情化，达到物我同一。”？譹？訛首先，玉叶对动物的情感转移源于对人与人性的厌恶。蟒蛇“贝贝是主家给搞死的，所以人才是最坏的”“动画片再好看，动作是动物的，思想还是人类的”。对人无比冷漠的她能搂住孟加拉“宝宝”“好虎妹”地叫着，而对于与人交往却说：“人真的太麻烦了，怎么都不对，从来都学不会。”玉叶对动物的喜爱甚至因某些动物的习性与“人”沾边而产生了选择性。“狮子与大象跟人一样，爱扎堆，又互相打来打去，很蠢。”玉叶将自身的思维与好恶、测量及评判方式加诸动物身上，以己度物地把对象当人来看，将狮子与大象的群居习惯类比人的生存习惯与身边发生的事件，即所谓的将动物“人格化”或“人情化”。而玉叶对老虎的欣赏与喜爱，本质上是她直觉与无意识地将自身的情感、经历、感觉移植到老虎中去，使对象与她更加接近，独来独往的百兽之王要多威风有多威风，是她对自己形单影只状态的自我暗示与心灵慰藉；老虎勇猛无畏、健壮威武的王者形象亦符合她内心对强的需求与渴望。玉叶将老虎看成是与自己情感的同一物，进而去欣赏已经打上自己主观想象与烙印的老虎，自我对客体进行了主动的移入，再反观已带有主体情感的自我，此时老虎也显得愈加亲切与容易理解，但玉叶这一移情过程有别于“物我同一”，更多的是一種在无意识中进行的单向心理外射活动，不需经过任何理性反思与情绪控制。
玉叶是个极其内向且缺乏安全感的女孩子，苍白高挑，说话像蚊子叫一般躲躲闪闪。然而矛盾之处在于她瘦弱的外表下，内心也潜藏着坚硬的一面，任何环境的变化与难舍的别离对她而言仅仅是司空见惯，一切都是淡淡的冷漠。相悖的，强大的自我个性的另一头是又极度缺乏安全感，瘦弱的玉叶开着坦克般巨型的路虎，她直言“坐在里面特别有安全感”。这种小需要大的掩护来填补内心的匮乏与自卑。年仅六岁的她早早地离开了父母的怀抱孤独求学，当幼小与脆弱的心灵需要父母给予强大的安全感与心灵的慰藉时，情感的补充是缺失与失效的，这便造成了弱对强的一种急切需求，所以别的女孩要娇要美要嗲，而她就要威要猛要强，这也是她移情于猛兽的重要原因。“自她记事起，家里开始发迹，到处都有房子，她对到底哪里算家都说不太清楚，更别说家乡了。”玉叶心中甚至没有家的定位，父母在的地方也并不意味着心灵归属的港湾，美国冰冷的豪宅更不是给予温情与安定的避风港。玉叶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代表了如今留学生群体“自我设障”以致不能完全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现象，要融入所在国社会最重要的是放弃充满老乡与熟人的中式圈子，学会接受新的文化与社会交往方式，重新进行社会适应。而玉叶选择将内心自我封闭，代表着世界先进文明与繁华中心的美国亦无法给予玉叶安全感和更积极开放的心态，她反而产生了“低自我者”退缩畏难、自我设限抗拒融入当地社会的心理障碍。孤独且内心极具不安定的她移情于老虎，选择了老虎作为自己的情感补偿，借以填补心中那个透风的空洞，这是对童年需求缺失的一种遥远呼应，也是对无法融入美国社会的一种情感转移。玉叶将普通人从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情感与能量全部转移到了从虎妹身上获取，将所有感情外射到老虎上，同时并认为老虎也给予了自己同样的情感反馈，选择性地忽略了野兽的本能反应。因而玉叶坚定地以养老虎为梦想，这是女孩认真无畏之梦，却是“他者”眼中的白日做梦。
二、失语
对移情于猛兽的玉叶来说，任何人都是异己者，无论是父亲博林或美国监护人老树。博林是不能理解，而老树则是尝试着理解但仍旧不能理解。雅各布森曾说过：“任何失语症状，其实质都是程度不同的某种损伤。相似性出现障碍的结果是使隐喻无法实现，毗连性出现障碍则使换喻无从进行。”？譺？訛此时换喻机制被打断，包括读者在内都无法与她产生精神上的共振，失语从而产生。
这是异己者因联想机制受到抑制或停滞的暂时性“失语”，而玉叶同时也是失语的，代表着另一种沉默无声。玉叶的失语首先表现在她对传统亲子伦理关系的不屑与冷漠，失去了同父母沟通交流的能力，遗忘了如何用最平凡的语言表达世间最亲昵的感情。她直白地对父母讲：“养蟒蛇也是没有办法，将来还想养老虎！不管养什么，都比你们好！”当看似十三年完美贵族教育、无忧的物质基础替代真实的亲情给予时，严重的失语反而产生了。
究其原因，不难看出，首先这是国内代际关系冲突与国外跨文化下的双重重压所导致的，而冲突背后的年轻一代，沿袭着难以言说的历史因果负重前行。有评论指出：“玉叶对猛兽的认同，还包含了有关文明与进化之主流观念更为含蓄的反抗。这不仅体现于博林在投机与教育等方面的具体行为，而总体上表现为与其进化速度成正比的遗忘倾向—— 一种对历史与苦难不知痛痒的叛逃，以及对于文明与进步不知反思的追逐。”？譻？訛的确，博林是“后贫穷时代”一类人的缩影，在发迹后仍无法摆脱贫穷年代的后遗症，“文革”与贫穷年代的压抑与苦难换来的是对财富及知识永恒的饥饿——身体饥饿、心灵饥饿、精神饥饿。他们将摆脱野蛮落后的饥饿需求投射在下一代身上，从广西贫穷山区到广东国际贵族学校，再到移民美国这一直线的野蛮前进背后是对文明的渴望。不问原因、不用思考的“前进”是对贫穷年代知识后退的急剧反弹，也是愚昧深渊的精神自救。相悖的是，这种直线式“文明空间”的转换最终是无效的，老一辈的“饥饿”延续到下一代身上却变成了物质的泛滥、情感的饥饿及对人类社会交往的厌恶。玉叶的出走可以说是走向了不受压抑与条条框框所限制与规划的自由状态，试图摆脱一切加诸她身上的“他者”的期待与社会负担。而博林因“养虎遗患”而视老虎为不吉之物，国内旧有的习俗观念在跨文化系统中无法交流。这代表着年轻人与年长者的代际冲突延伸到国内与国外时，裂缝愈加无法避免地加深，玉葉的失语也只能愈加严重。对于加诸她身上的一切历史因果，玉叶无法洞察，能回应的也仅仅是局外人的沉默与无声的愤怒。
其次是玉叶在社会关系中无能为力的“失语”，她拒绝敞开心扉，对与人交往深恶痛绝。此时的“失语”无疑带有深刻的社会批评意义，亦饱含作者对国内青少年体贴的关怀。玉叶自述“少儿节目主持人一叫‘小朋友，我就紧张，回想起学校里那些总是讲大道理的老师”“其实连老师心里也觉得我们是砸钱来混的，讲的话不知有多难听。你要让老师真的看重你，得比最努力的人更努力”。从中不难看出国内教育体制的问题。话语往往代表了一种权力，一味讲大道理的教育方式让接受对象失去了充分表达自己的可能，应试教育的高分压力更丧失了教育者对青少年的心灵慰藉与关怀。这种强调普遍、排斥个别的所谓灌输式教育锁闭与扼杀了学生的独立思考，使他们的思维及语言能力得不到相应的锻炼，失语的同时驯化出了一套冠冕堂皇、人云亦云的泛滥话语，短期的功利教育违背了真正的教育精神。而当两种教育制度、两种文化相互撕扯时，玉叶显然更喜欢的是代表着真实原始的某种“兽语”，从而变成了“他者”眼中的边缘人，她一方面是周围人无法理解的局外人，另一方面又因为老虎的长大而造成情感难以确定的陌生，无疑使自己陷入了“双重失语”的困境中。局外人沉默的言语方式往往会被社会宣判死刑，但局外人的发声与热情，也并不代表能拯救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失语断隔与困窘。
三、出走
最后“失语”的玉叶出走了，十九岁的纤弱女孩在暴风雪的危机情况下，独自盗走一只一百多磅的孟加拉虎，去向不明。而她的“出走”显然与五四时期的“娜拉出走”不同。五四时期的娜拉是女性解放的最高代言人，文学作品中“娜拉出走”的故事层出不穷，“女性出走”成为新的文学想象，是女性摆脱传统束缚、追求女性独立自主与个性解放的反抗利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笔下的“女性出走”故事具有不同的意义与流变，“出走”的模式亦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存在。
“女性出走”这一命题发展到现代，到了海外作家陈谦笔下则跨越了两道门：中国过去视域与今日视域的交叉之门、西方多元异质文化之门，代表着两种历史文化圈子的两扇门在矛盾与碰撞间必然也会有影响与对话，使其“出走”在沿袭的基础上，生发出了新的变化。陈谦作品中的“出走”大致呈现出两种意义：其一是女性自我主体性的重新构建，其二是人生的意义。“出走”是对原有价值、文化、现实等的反叛与再次审视及重新建构，往往代表着一种抗拒方式，是对过去状态的质疑与拒绝，意味着对现实的不满与排斥，代表着某种改变与寻找。除此之外，作家笔下的“出走”在跨越两种时空的条件下催生出了有别于国内的“新变”。如《爱在无爱的硅谷》中女主人公为“有灵性的生活”出走的背后是对没灵性的美国硅谷与现代社会的批判，传说中每天产出六十多个百万富翁与无数科技新贵的神话王国却没有办法让人体验到深层次的快乐，生活被用最快、最新、最物质的粗暴方式做了简单结算。又如《望断南飞雁》是对传统父权思想的批判，耐人寻味的是南雁的“出走”源头构建于她反复强调的“美国梦”——在美国，你想是什么，你就可以是什么；不自觉地显露出对强势文化的崇拜与仰视，渴望通过美国改善自身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西方自由现代的思潮是对女性的大解放，而中国传统观念则是压制女性的五指山，在中国无法完成到梦想到了美国则可能实现，这便不自觉带上了自我殖民的色彩。再到《虎妹孟加拉》，玉叶此时的出走是对家庭、社会的拒绝，对现实“失语”的愤怒，不关乎女性自我、亦无更多的人生意义，体现的是两代人在跨越双重时空的冲突中无法交流，老一辈不假思索地要“前进”，年青一代却在拥有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后要“回归”、要“移情”，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社会的关系微妙而耐人寻味。其中包含了作者对中国过去与现代的反思、历史因果沿袭与如今飞速发展社会下的“人”精神困境的思考。对于玉叶出走的结局，尽管作者最终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疑开放式的结尾，但她的出走可以说是无效的。首先，她的出走无法解决自己在两种文化、社会中的“失语”，偷虎的行为只会让她在美国社会中更加格格不入。其次，她也无法拯救虎妹的生命与困局，相悖的是她甚至在危急情况时开枪了，对着她如此喜爱并不惜一切也要救出来的虎妹。
“出走”并不代表着能解决问题、摆脱过去，因为问题永远都在过程当中。这便陷入了一个循环往复的怪圈，现实与过去、现在与未来、变与不变、围困与自由，这是无法避免的悖论式纠缠。“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穴居内心深处的猛虎亦有细嗅蔷薇的柔情，事物均有两面性，在相对中却总是能呈现出本质的调和。坚守不一定是退缩，“出走”的结果也不一定成功。那究竟何处是归途？至今仍难以给出准确答案，但陈谦赋予“女性出走”新的变化及深层阐释空间值得关注及思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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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奇编.西方美学资料选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基金项目：华侨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育计划资助项目
作 者：曾思榕，华侨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华文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导老师：陈庆妃。
编 辑：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